我在东京旁听江歌案，当地法院无任何限制，陪审员制度发挥作用

图 / 视觉中国

除了无法在宣判前采访到公检法系统，此次关于江歌案的报道，东京地方裁判所几乎没有任何限制。在长达10天的时间里，我回想自己的从业经历，也会跟同行聊起，这几乎是我从业几年里，最顺畅的一次庭审报道。

文 | 罗婷

编辑 | 金匝

本月11日至20日，我作为每日人物记者，连续5天进入江歌案东京的庭审现场，发回系列报道。案件宣判后，我写下这篇手记，不再谈具体案情，只记录这些天感触最深的，日本司法的细节。

这些年我在国内做过一些案件报道，如何取得法庭的旁听资格，一直是最令人头疼的事。江歌案开庭前一周，我联系上日本一家中文媒体的前辈，他告诉我，媒体席已经被几家在日的大媒体预定，中国媒体申请获批的希望不大。此外还可以每天在庭审现场外参与抽签，中签后可进入旁听，但这就完全凭运气了。

但我还是请求他将媒体旁听申请发给我，出发前一天，我们几个同行依葫芦画瓢，也做了一份申请，盖了公章，并在开庭前最后一个工作日递交了法院。事实证明，果然没用。

开庭第一天，早上8点我就到了东京地方裁判所楼下，排队抽签的队伍已经超过150人，而旁听席只有不到30个。我和国内另一家媒体的同行，在前一晚求助4位中国留学生，说明来意，请他们帮忙来抽签。希望渺茫，只好出此下策。幸运的是，第一天抽中了，而且接下来的4天，每天都中签。无法用概率解释，只能说我们平时攒的人品都用在了此刻吧。

此次东京江歌案的旁听券，抽中了才能旁听。 图 / 罗婷

第一次到异国的法院，一切都新鲜。这天早上，法院外的人行道上挂满了一块块白布，写着红色大字，或控诉某位法官、检察官，或要求释放某人出狱。人们头上绑着布条，拿大喇叭喊话，他们不怎么发传单，而是发面巾纸，再把诉求印在面巾纸的包装上。我接过一包纸，心里感叹，斗争经验丰富啊。不过，院外如此热闹，法警也没有出来。外面的喧闹与里面的秩序，互不干扰。

东京地方裁判所位于日本政府机构的集中地——霞关。地方裁判所与日本最高裁判所，相当于我们的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法院，但它们共用一栋楼。进入这栋楼，不需要登记身份证、通报和说明来意，经过一道安检即可，安检不开包，不查手机和文件，任何人都可进入。门口那些抗议的民众，也会进去散发宣传品。大楼里各楼层、各单位，也不设门禁，庭审期间我去过的几个楼层，都畅通无阻。

进入大楼后，进入庭审法庭前，还有一道人工安检，是为了防止旁听者携带录音设备。旁听者只可带纸、笔，有专人会让你打开本子，翻一下，证明没有夹带。庭审后几天，因为知道中国媒体多，这里还加了一位会说中文的安检员。

东京当地时间2017年12月11日，门口聚集了大量关心“江歌案”的媒体和民众。图 / 视觉中国

再说媒体席。进入法庭，会看到有4张靠近门的席位罩了白布，这是媒体席的标志。获得席位的记者，有一枚蓝色的袖章，可以自由出入法庭。国内很多关注江歌案的人，后来看到的凤凰卫视李淼的直播，就是每到庭审披露关键信息时，她便离开法庭，到外面去做的报道。而普通旁听席，是禁止在庭审结束前离开的。

第一天开庭，法官入席后，还有许多人鱼贯而入，与法官并排而坐。这是我在电影、电视剧之外，第一次看到真实存在的陪审员。庭上观察，他们对庭审的参与度和专注度较高，会询问法医和被告陈世峰一些细节问题。律师念江秋莲的陈述时，有两位女性陪审员也落了泪。

据了解，他们是从25岁以上日本公民中随机抽选而来，阶层、年龄、职业皆不同。庭审期间，他们与外界隔离，不能接触网络、媒体等任何可能影响他们判断的信源。当然，国家会为他们这些天的劳动，支付报酬。

宣判前一天，就是这6位陪审员和3位法官一起决定了陈世峰20年有期徒刑的判决。想来，这种制度对公民的法律教育与素养，应该是要求颇高的。

日本的司法系统与媒体的关系，没有那么亲近。在开庭前，许多家媒体都曾尝试联系过东京警方、检方及陈世峰的辩护律师，但无一接受采访——这是他们一直以来的传统，且在庭前披露案情，确实违反当地法律。

江歌母亲之前的代理律师大江洋平就是实例。案发前，他接受了中国媒体的采访，披露了如下信息：陈世峰称，杀人刀具是江歌携带的。这属于案卷内容中陈世峰的陈述，本不该提前披露。后来江秋莲在记者会上承认，这是她换掉大江律师的主要原因。此外，我们也了解到，因为对媒体披露案情，一些日本律师同行也对大江律师表示了不满。

总的来说，除了无法在宣判前采访到公检法系统，此次关于江歌案的报道，东京地方裁判所几乎没有任何限制。只要能抽到旁听券，进入法庭，媒体可在庭审内容的基础上，自选角度，各显神通。我们需要担心的只是，笔记记得不够全，或是自己写得不够好。

在长达10天的时间里，我回想自己的从业经历，也会跟同行聊起，这次几乎是我从业几年里，最顺畅的一次庭审报道。

同样是在今年，一个震动全国的连环杀人案在西北某省开庭。那次是不公开审理，媒体是进不了法庭的。但因为案情重大，还是有近10家媒体到了当地。

记得第一天，我陪同受害者家属走到法院的安检口，被拦了下来，于是我们一群记者，只能在楼下等着。后来法警通过摄像头看到我们，说站在门口不合适，把我们赶到了法院大院外。出示证件是没有用的，也知道说不通，一帮人只能安安分分地在尘土飞扬的马路牙子上坐了两天。

西北某省法庭外等候的记者们

7月的西北，阳光炽烈，男记者们铺个塑料袋，中午就在水泥地上打盹。怕庭审出什么变故，我们都没有去吃饭，白面馒头就着沙韭菜、拍黄瓜吃了好几顿。大家都晒黑了好几圈，还结下了深厚的难兄难弟情谊。

写这篇稿子时，正好是杭州纵火案开庭的日子。看到之前工作过的报社的一位同事发了条朋友圈。她说，林生斌在只有4张旁听证的情况下，把其中一张给了她。她原本兴奋，以为可以成为唯一一家进入庭审现场的媒体。但深夜接到法院电话，说核实了她的身份，不得入内。

开庭的早晨，她在中院门口崩溃大哭，不是为了稿子，而是觉得辜负了林先生的信任。

这条朋友圈下，点赞者多，评论者少。我想大家都跟我一样吧，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来宽慰她。

题图 / 凤凰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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