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78年前发表的哪篇著作，首次把党的建设称为“伟大的工程”

政党治理是个全球性命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政党治理为世界提供了诸多新鲜经验，从“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到“全面从严治党”，构成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历史流程。“从严治党”是“党要管党”的升级版，“全面从严治党”又是“从严治党”的深化拓展版，有着更高更全面的政党治理预期。构筑面向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的政党治理体系，是广义上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部分。
从历史渊源考察，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是“从严治党”的滥觞，也开启了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实际步伐。1939年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首次把党的建设称为“伟大的工程”。1994年9月28日十四届四中全会首提“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2002年十六大报告提出“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总目标、总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进一步从深广度上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构筑起中国特色的政党治理体系。
从党承担的历史任务和面临的执政与领导的创新命题看，战略规划、目标愿景、组织体系、体制安排、制度设计、政策创制、方法程序等构成了“全面从严治党”和中国特色政党治理体系的主要内容。全面从严治党，不是“一面”,也不仅是“多面”，而是各个方面如思想之面、制度之面、体制之面、能力之面、纪律之面、反腐之面；“从严”不仅是态度之严、处置之严，更是规制之严，体制、机制之严。这就要在充分吸纳十八大以来新鲜经验的基础上，着眼于构筑面向新时代的中国特色政党治理体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切实把握好几个关系。
第一，把握好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形势下从严治党要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从严治党靠教育，也靠制度，二者一柔一刚，要同向发力、同时发力。”全面从严治党要夯实思想基础，同时要强化制度保障，并且把握和处理好两者的关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治党治国思想的重要方面。
党的十八大以来开展了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活动和“两学一做”教育活动，思想治党取得很大突破；另一方面，十八大以来强化了一系列制度安排和制度约束，如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包括建立法律顾问制度、完善党政部门依法决策机制、建立行政机关内部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建立法治建设成效考核制度等。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对党内政治生活进一步作出制度性规范，同时强化制度执行力，显示出强健的制度理性导向。
把握好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两者关系，首先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坚持用党章党规规范党员、干部言行”。所谓“道”为本，“器”为技，思想、信念、理论是党的建设之本，规则、制度是党内治理的根本手段。注重在夯实思想基础的同时，把党的各项思想要求通过严格的制度来落实和实施。其次要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既要求党依据宪法法律治国理政，也要求党依据党内法规管党治党”这一要求，运用法治规制来推进党内治理创新，防止“规则阙失”（制度漏洞）、“规则无效”（制度质量低）和“规则频变”（变异幅度过大）。第三，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抓好“关键少数”和“党内不允许有不受制约的权力，也不允许有不受监督的特殊党员”的要求，全面把党员领导干部纳入法治管理，使他们既善于制度化治理，又受制于制度化治理。
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是我党的优良传统。注重思想建党，一定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依据党的宗旨、目标和基本原则，通过凸现思想建设这一主线来统摄党的建设，尤其要夯实党的理论基础，提升政治目标的凝聚力来推进政党治理现代化。从前一时期热播的电视剧《人民的名义》中也能看到，理想、信念和党的价值系统是干部队伍建设和整个政党建设的灵魂；而制度治党的精髓，在于“制度从严”，最根本的是实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全方位扎紧制度笼子，更多用制度治党、管权、治吏”这一要求。
第二，把握好问题性治理与结构性治理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法规制度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要“努力形成系统完备的反腐倡廉法规制度体系。”历史经验表明，遏制腐败、建设廉洁政治的根本出路在于通过科学的制度设计和体制安排，实现结构性优化。问题性治理和结构性治理都是政党建设和治理的重要手段。问题性治理即重在解决“存量问题”，结构性治理则更立足于长远，注重解决体制性、制度性问题，它是一种“平行四边行”的运力过程。问题性治理犹“治病”，结构性治理如“强身”。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在注重解决“存量”问题的同时，整体地、系统地而不是孤立地强健党的肌体，提升党的整体战斗力。
十八大后形成了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开启了反腐败的新时代。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反腐败上有个重要贡献，是改革完善了纪检监察体制。规定查办腐败案件以上级纪委领导为主，线索处置和案件查办在向同级党委报告的同时必须向上级纪委报告。各级纪委书记、副书记的提名和考察以上级纪委会同组织部门为主。这一“结构性”变革，大大强化了地方纪委反腐败体制功能。两省一市正在进行的监察委试点，更是一种结构性治理的有益尝试，有利于提升监察职能的独立性，解决长期存在的“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软、下级监督太难”等体制性难题。
十八大以来，我党越来越注重在“全面从严治党”中注重超越治表而更注重结构优化性的“治本”，构成了与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相得益彰的党内治理新探索，正在有效消除和减少各种突出问题产生的根源。接下来我们要按照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精神，更注重通过行政结构、体制结构、制度结构、运行结构的完善，来推进政党治理现代化进程，取得更为长远的党内治理效能。
第三，把握好阶段性治理与常态化治理的关系。列宁曾说过：“一切以时间地点为转移”，党的阶段性目标和历史阶段的工作重心，决定了阶段性治理的必要性。很多问题显现于一定历史阶段，选择一定历史阶段集中整治，“产出比”更高。我们党在1942年、1950年、1957年、1983开展过四次大规模整风运动，其中以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最为著名，解决了许多突出问题。十八大以来我们开展了多次思想教育活动，取得良好绩效。一个领导大国的政党，须有能力“即时”地解决特定问题，实现特定目标，这是执政能力的重要体现。
阶段性治理是围绕党的阶段性目标和工作重心、目标任务，以一定方式解决阶段性问题；常态化治理是根据党的长远战略目标实施常规性治理，形成党内治理的稳定性、常态化。把握好阶段性治理与常态化治理两者关系，是新形势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新要求。
同时，党的性质、宗旨和奋斗目标的长远性，决定了常态化治理和从严治党基础性工程的必然性。区别哪些是阶段性要解决的问题、哪些问题要阶段性解决，是非常必要的。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十八大以来我们取得的诸多成就中，很重要一条是走出了“一条不搞政治运动，而靠改革和制度建设的新路子”。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对推进“两学一做”常态化作出批示，强调要落实好“常态化、制度化各项举措”。强化常态化党内治理，已成为习近平治党思想的重要构成。
常态才能稳态，稳态才能正态。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种制度的政治效能，很大程度上表现在能否实现良好的常态治理上。大党大国治理忌折腾，更多通过常态的办法而不依赖于短期行为优化党内治理，是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现实要求。我国提出到2020年实现“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目标，也包含了党内治理制度的“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把握和处理好这两者关系，就要进一步处理好“暂态手段”与“常态治理”的关系、治标与治本的关系、德治与法治的关系，实现政党治理效益的最大化，为世界提供政党治理的新鲜经验。
第四，把握好经验式治理与创新式治理的关系。十八大以来创新精神贯穿于治党治国各个环节，党内治理的模式、方法、制度、体制都有很多新突破。十八届五中全会把“创新”列于五大发展理念之首，党的建设与治理同样面临进一步创新的客观命题。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这个“新”，不仅指面临的形势、任务、挑战新，更指管党、治党的思维思路、治理方式、治理手段、治理的技术环节都应与时俱进，推陈出新。“经验式”治理通过惯例做法、经验决策开展治理，在解决很多事情上是有效的。但现实生活“变动不居”，创新式治理成为党渊源不绝的生命力之所在。
虽然我们在各方面实现了创新突破，但就整体情况特别是基层状况看，还较多拘囿于旧的思维方式，老办法老套路多，新探索新办法少，亟须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治党理念，开创创新式党内治理，把“党我管党”“全面从严治党”推向深入。
经济学上“创新”概念源于经济学家熊彼特1912年的《经济发展概论》，熊彼特强调创新是“把一种新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政党治理的创新，实际上也是如何把诸多治理要素“新组合”引入党的建设特别是“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创新治理的本质，是突破传统定规和方式，探索新形势下新的方式方法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这就首先要敢于突破、善于突破，因地制宜创新突破。还要更多引入新和技术手段如运筹学、云计算、大数据、结构分析、组织管理体系更新等优化治理；其次要以更加开放的胸襟眼光，博采众长，既向世界贡献我们政党治理的新智慧，也要吸纳世界各国政党的新办法、新创意为我所用，丰富党的治理方式、方法和途径。
一个民族要想走在时代前列，一刻也不能没有创新思维，一个政党要走在民族和时代的前列，更一刻不能没有创新思维。500年来全球经济中心几经变迁，是创新引导着决定着社会变革。今天我们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和面临的实际境遇正发生深刻变化，使命导向型创新无疑成为党面向新时代的职责所在。只有深刻体悟这种新变化，以宽阔的胸怀、开阔的视野开拓新境界，党的建设和治理才能“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实现“全面从严治党”新的伟大工程的历史性新跨越。
作者为东华大学教授，本文在2017年上海市“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新思想与上海改革创新发展”理论研讨征文中获优秀论文奖
主编：王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