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过上海农业GDP，但它的成长依然面临很多困惑……

9月27日，“社会组织与社会创新创业”研讨会，在华东政法大学举行，本次研讨会由华东政法大学科研处、华东政法大学社会组织与社会创新创业研究中心主办，来自学界、政界和商界的三十余位研究人员参与了研讨。
社会组织与社会创业之间存在必然联系
在讨论社会创业之前，必须先明确什么是社会组织。复旦大学桑玉成教授认为，“社会组织”是个边界模糊的概念，其研究范畴非常宽泛。在功能上它既不是政府，又不是企业，或者既像政府又像企业，这样的组织在整个治理过程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政府有边界，因为公共权力是受到限制的，企业也不会管理公共事务，但随着社会发展，公共事务会越来越多，这是社会组织产生的背景，它治理着社会方方面面的事情。即便在我国，政府被称为全能主义政府，或赋权主义政府，意味着政府包揽一切，但我们往往忽略了对整个社会自组织能量的挖掘和利用。靠政府确实能管好，但政府确实很累。所以在我们国家社会组织非常值得研究，也确实需要创新。
上海市社团局副局长曾永和持相似观点并认为，社会组织也是宏观经济同步发展的产物，并且反过来，社会组织又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动力。据统计，2016年年底，上海的社会组织有从业人员33.99万，净资产426亿，年终总支出452亿，已经远远超过2016年上海农业的GDP，这说明本市的社会组织已不仅仅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部门，更是一个重要的经济部门。另一项研究还表明，我国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社会组织就增加0.69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总产值每增长一个百分点，社会组织会增长0.85个百分点。这些都说明了社会组织和社会创业发展的社会经济背景。
社会创业仍面临发展障碍
华东政法大学科研处童潇副教授综合多种观点，认为社会创业是指以社会价值为核心，创造新的产业和方法来解决社会问题的过程，它不仅仅可以增加一种公共福利，而且可以推动社会治理去解决相应方面的问题。尽管社会创业是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社会问题亟待解决而发展起来的，但现实中仍然面临许多障碍。童潇副教授总结了包括政策、融资、资源、人才、认同和理论研究等多方面的障碍。
上海财经大学创业学院执行副院长刘志阳也认为创业是未来的发展趋势。他认为，社会创业和商业创业，都应该融合成为创业生态系统里的有效部分，但目前所说的双创就是“商创”，“社创”被忽视了，真正的双创应该把社创融合进来。而要支持社会创业的发展，至少有两个条件必须满足。一是包容性金融体系的支撑。包容性金融体系在国家角度已经非常深入，但学界并没有给予充分注意。怎么通过包容性金融行业的发展去推动社会创业的发展？可以从从金融工具、金融市场、金融监管、金融中介等方面加以考量。二是社会创业需要多学科研究支撑。未来的发展应该完善相关的学科建设，每一个学科都有人在做研究，这样整个社会创新创业领域会发展得更好。
社会创业从理论回归到实际的过程中，也面临着困境。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学系唐有财强调，社会创业不仅是理论的，更是涉及到理论实践。一方面社会的复杂化程度越来越突出，新的社会需求、社会问题用传统的技术创新可能无法完全破解。另一方面，原先的体制存在障碍。从理论落实到现实，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创新应该如何体现？在实际的操作中，以社区基金会为例，如何避免仅仅成为配合街道工作的机构，而非通过自己的内驱力开展服务？第二个问题仍然是资金的问题。第三是内卷化的风险，也就是新建的机构，最终可能成为了外延式的投入，而不是内涵式的增长。
商业与公益的融合，是解决社会创业问题的重要思路
第一财经公益基金会副秘书长周旭峰，描述了中国的非赢利组织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的矛盾心态，一方面崇拜商业运作，但又很鄙视商业；一方面有帮助人的执着，但内心并不愉快。上海社邻家创始人闫加伟进一步认为，现在已经到了不得不用市场化力量的时候了，这样说有三方面的原因：第一，规模化困境；第二，多样化的困境；第三，碎片化的困境。目前，城市已经过了大拆大建的阶段，微更新的时代就要到来。微更新会成为很多社区治理的刚需，催生出专业的社区微更新企业，专门为社区治理的挑战提供支持。社区治理需要产品化、标准化、规模化，只有如此才能解决面广量大的社会需求，而达到产品化、标准化、模块化，就需要市场思维、市场力量。公益组织也开发了很多产品，但是产品变不成商品，如很多智库没有把知识变成商品，就没办法使得这个智库得到更快的发展，因为有了资金才可以更专业，有更好的平台、技术、人才可以引入，所以市场化的思维是必需的。
上海映绿公益事业发展中心董事长庄爱玲也认为商业与公益的融合是大势所趋。尽管公益和商业之间存在诸多不同，包括动机、资源来源、运行规则等各方面都不同，但二者有很多重要的相似处。它们都要靠组织化，无论做商业还是做公益，都要满足人的需求和解决社会问题。目前国内也有商业和公益结合的例子，商业和公益的融合势在必行，因此作为公益组织，作为公益的从业人员来讲，要虚心向企业、企业家学习。公益和企业携手，才能创造共享共益的社会。
复恩社会组织法律服务中心理事长陆璇则强调，商业是模式、手段，并不是一个目标。在谈公益向企业学习，或者公益和企业结合时，反过来看另一个问题也很重要，即企业对公益的侵入，企业的主导或许更加明显。公益事业的价值，不光是济困，还有解决社会问题，从效率来看，公益组织比不过企业。所以只去比较解决社会问题，无疑是忽视了公益事业另外的价值，比如公民参与、志愿服务。这一观点强调了商业方法是实现公益价值的手段，不能本末倒置。
上海青年家园民间组织服务中心副总干事费葭，总结了公益与商业之间的关系，实际涉及到价值观和方法论的关系，具体来说就是用商业的方法去实现公益的价值。市场那么有效率，资源整合那么强；而公益机构在设立之初，其价值就在于解决社会问题。只是暂时仍然没有一个好的本土理论框架，来指导社会组织和社会创新，可能西方的理论很多，但是大家都觉得它没有办法落地、本地化，如果缺失了这样的理论框架，无论是实务界，还是官方的政策层面，一定很难进展，中国的公益事业，很多理论和实践都在试验磨合当中。
社会创业的社会和伦理意义
社会创业离不开创新，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俞志元认为，社会创新，就是社会问题找到一个创新性解决办法，从而达到可持续的社会效果。在全民强调创新的情况下，有必要注意其伦理价值。桑玉成教授针对这个问题，就认为要强调社会创新，不能一味强调科技创新。科学技术，确实对社会带来非常大的影响。人工智能的发展很有成绩，但同时人工智能需要社会学、伦理学、法学的关照，如果脱离了社会科学的参与，人工智能一定走向死胡同。所以不能一味讲科技创新，一定要理解生活的本质。
上海社科院“社会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徐中振研究员认为，市场的问题，可以从市场问题角度来解决；政府规划不足，就不能怪在市场头上，这个要通过社会发展来解决。这其实是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当中出现的问题——市场开始介入，而社会独立性、公益性缺失。所以，最值得最关心的是社会的主体性、社会的组织方式能不能成长起来，如果不能，那么很多社会问题难以解决。所以，政府、市场、社会的关系，最终要看独立型的社会发展得如何。此外，社会真正要发展起来，一定需要有活力的微观组织，现在微观组织比较少，其能力、成熟度、内部结构的整合程度与合理性等，都很令人担心。因此，希望公益组织内部能形成一个伦理共同体，以此跟市场、政府相区别，所以根本上讲，社会组织是要有伦理精神的，或至少是要往伦理精神的那个方向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