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作家纠结的跨文化交流 能从石黑一雄那里破解吗？

【欧洲时报网】2017年诺贝尔文学奖5日揭晓，英籍日裔作家石黑一雄荣获该奖项。石黑一雄5岁时与父母一起移居英国，他与奈保尔、拉什迪并称“英国文坛移民三雄”。进入21世纪以来，石黑一雄是继奈保尔、多丽丝·莱辛和品特后，第四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英国作家。

“移民文学”再获诺贝尔

北京《新京报》报道，石黑一雄的获奖，是继奈保尔后又一次“移民文学”的获奖。
毫无疑问，就全球范围内看，这个时代正日益受到移民问题的困扰。在2017年，全球最重要的问题，就是移民问题。不管是德国还是美国，不管是默克尔还是特朗普，都正在受到这个问题的困扰。移民问题，正在成为全球文化的一个核心问题：跨文化的生存如何成为可能？
那就问石黑一雄吧，这就是诺贝尔奖评委们给出的答案。
这个结果，显示出诺贝尔文学奖功利的一面。有人说去年的文学奖颁给了鲍勃·迪伦，显示出诺贝尔奖媚俗的一面，不管怎样，这个全球最高的文学奖项正在向大众文化妥协，颁奖给词作者。今年，可以说是诺贝尔文学奖在媚俗的道路上更进一步，去寻求社会问题在文学领域的解答了。
比英国人更英国 并不可以强调少数族裔身份
石黑一雄的处女作是《远山淡影》，是一部描写日本战后民众心灵创伤的小说。而他的《上海孤儿》，则讲述了一个相当混杂的故事：主人公是20世纪30年代英国闻名全国的大侦探，但是他童年时期和父母一起生活在上海，始终忘不了在上海听说的一起扑朔迷离的失踪案。

这是10月5日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2017年诺贝尔文学奖宣布现场拍摄的石黑一雄的主要作品。（图片来源

一个日本人，写一个英国人在中国的故事，这就是这个故事的本质，也是他迷人的地方。但是，这本书在中国社交网站豆瓣上的评分并不高，只有可怜的6.9分（10分制）。中国读者只是把它当作一个普通的侦探小说来读，它和东野圭吾的推理小说比起来，差得实在太远了。但是，诺贝尔奖的评委们看到的可能是另一方面，一个日本作家，如何讲述英国人在中国的故事，这不是跨文化叙事的核心吗？

上海澎湃新闻网报道，原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所长陆建德表示：“石黑一雄，他实际上是英国味道特别重的，也写过日本的东西，但是他更多的像一个英国人……我看过他的《长日将尽》，写得特别好，他对英国的生活了解得太细致了，里面讲一个管家，男管家是负责人，英国大家庭，男管家跟女管家关系非常细腻的。还有《上海孤儿》讲这个战争期间的上海，中国孩子跟日本孩子的微妙的关系。日本作家的写作都是比较敏感、克制、含蓄的，石黑一雄的这一点可能受日本影响。石黑一雄对战争、文化非常敏感，他在英国作为一个外来、少数族裔写作者，对跨文化跨种族的关系比较敏感。尤其你们去了解一下他写的《上海孤儿》。”
在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外语学院王卫新教授则表示，石黑一雄的写作主要是一种世界主义的主题，“他前两部小说主要还是写日本本土的，他没有在日本生活的经验，五岁就离开了。但是从1989年之后，他也没有特别多的刻意描写少数族裔身份的东西。”
“石黑一雄曾在采访中说自己比英国的更英国，因为他一直是在英国读书，英文也非常地道的，也就是他其实至少是没有刻意地去写文化冲突或者文化融合的这种主题。石黑一雄的写作从1989年开始，就写一种非常地道的英国题材，有点像当年奥斯汀的那种风格，非常注重英国的风景，乡村风景。”
不得不说：语言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石黑一雄的事故使人联想到语言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当代英国小说史》作者、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瞿世镜表示：“石黑一雄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他是一个东方人，他有东方文化情结，但他是用英语写作的，这是不同文化融合的结晶。”
在分析石黑一雄获奖的原因时，瞿世镜认为，石黑一雄亲自用英语写作，作品会比翻译本更亲切。比如莫言的小说要得奖，那必须要有好的译本，石黑一雄就没有这个问题。他的英语非常好。因为他本身不是英国人，他的 “好”又有一种 “特殊的味道”。
中新网报道，据统计，用英语、法语和德语写作的作家更易获奖。截至2014年，文学奖111位获奖者中用英语写作的人最多，为27人；法语和德语均为13人；西班牙语和瑞典语随后，前者11人，后者7人；而其余语言获奖人数都在10人以下。用中文、日语和希腊语写作的分别为两人。
2012年，中国作家莫言以“通过幻觉现实主义将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的获奖理由，捧回当年的文学奖奖牌。这也是诺贝尔文学奖百年来首次把该奖项颁给中国籍作家。但是相比莫言，很多华人作家还在“到底该用中文还是英文写作”之间挣扎。

严歌苓。（图片来源：中新社）

华人作家：中文or英文？

新华网报道，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引燃了世界对中国主题英语小说的巨大兴趣，并使得多位以英语写作的中国作家在海外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功。比起绝大多数用中文写作，再将作品交由译者翻译的作家们来说，少数英文原创作家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得到了海外市场更多的承认。
旅美女作家严歌苓在3月15日结束的香港点击查看香港及更多城市天气预报国际文学节上说：“中国的经济、市场，以及政治，在世界上扮演着如此重要的角色，因而几乎无法对其文学视而不见。”同在香港参加此次文学节的旅美女作家李翊云也说，如果注意一下美国的出版市场，就会看到人们对一切与中国有关的东西都有巨大兴趣。严和李都是到了美国以后，开始以英语写作中国主题的小说，并取得了成功。
李翊云只用英文写小说，并于2005年以其第一本书、短篇小说集《千年敬祈》，获得了首届弗兰克·奥康纳国际短篇小说奖。“我真的感到，在英语中我才成了作家，英语成了我写作时的第一语言。对我来说，回到汉语是很难想象的。”她说。
但严歌苓坚持双语写作。她说：“汉语是一门如此的古老、奇妙、画一样儿的语言，我没有办法放弃。”对严歌苓来说，双语写作既是不同的体验，也让她的作品具有相异的色彩。
用英语进行文学创作的海外华人作家，不止严歌苓和李翊云。马建（有英国女友做他的专职翻译）、哈金以及裘小龙，都是成功者。
美国现有用英语写作的华裔作家有上百人。其中以哈金、裘小龙等为代表的上世纪80年代从中国内地去美国的新移民作家成绩最突出，奇迹般地获得了英语世界读者的认同。哈金曾获美国福克纳文学奖；裘小龙的《红英之死》获美国《华尔街日报》2006年5本最佳政治小说的第三名，及第三十二届世界推理小说大奖；汤婷婷的《女勇士》获美国国家图书评论界奖；旅法作家戴思杰以《巴尔扎克与小裁缝》名声大振；写作《天一言》的程抱一还成了法国历史上首位华裔法兰西文学院院士。这些非母语写作的作家，构成了华裔作家在国际文坛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成功华人作家：英语写作是“个人悲剧”
虽然已经取得巨大成功，但还是有华人作家视不能用母语写作为一种遗憾，比如哈金，他曾感慨英语写作是“个人悲剧”。哈金曾对上海澎湃新闻网表示：“英语是我的第二语言，虽然它是我谋生的手段。我始终认为如果用汉语写作， 我的成就会大些。我从来不鼓励别人用第二语言写作，其中的阻力和挫折不是每个人都能承受的。 博尔赫斯的祖母是英国人，他本人又是在欧洲长大的，他常跟别人说自己渴望能用英语写作但不敢。想想看吧，这是一条多么艰难的路。”哈金还表示，自己在做一种两个语言之间的工作。
在一些作家选择英文原创的同时，更多的中国小说家通过翻译走向海外，比如《狼图腾》。但翻译作品显然不易，在英译中国小说和中国作家用英文原创的小说之间，区别十分明显。女作家薛欣然的英译者埃斯特·泰德斯利痛陈了一番中译英的不易。她强调说，汉语双关语中的微妙之处几乎不可译。尽管她在中国生活过4年，还嫁了个中国丈夫，但在翻译《筷子小姐》（Miss Chopsticks）时，仍然需要多次与欣然交流。她有满满一箩筐问题，比如：“阳春面是什么东西”？再比如：“那个南京点击查看南京及更多城市天气预报女孩子真的喜欢吃一只长满了羽毛、里面还有个胚胎、煮得半生不熟的鸡蛋吗？”
老一辈华人英语作家黎锦扬曾告诫年轻人：“要打入国际文艺主流，必须用英文写作，或将作品译成英文。”从“边缘”走向“中心”，是移民作家选择用英文写作的动因。哈金曾坦诚地说：“是走投无路，要谋生才投身英文写作的。”而严歌苓认为中文想被主流文坛认识的最大问题就是翻译，如李商隐的诗“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翻译成英文就成了“It is hard to meet，but hard to part too，the east wind languid，hundreds of flowers wasted”，意思虽在，但意味全无。
海外华人作家的尴尬：两不着边
但成功者毕竟是少数，对大多数试图使用当地语言创作的海外华人作家来说，即使能熟练使用外语创作，也很难真正成为“本土作家”。
复旦大学中文系的郜元宝曾在北京《新京报》刊发文章表示，哈金的基本功是“中国人的故事”，但却故事陈旧，意识苍白。郜元宝认为，应该充分理解哈金的困境。他可以熟练地运用外国语言写作，却很难轻易获得外国人的意识。即使终于获得了外国人的意识，也很难用这样的意识来反观中国。又因为他身在外国，脱离了国内生活每天压在我们肩头的真实的重量，脱离了中国作家群体心心相印、寻找背景依托的精神，就很容易两不着边，既难以获得异质文化的意识来梳理自己的中国记忆，又无法从本土当下的生活和不管怎样总算挣扎于其中的本土知识分子的精神中汲取同情的力量。对外既隔膜，对内亦脱节，因此不管在文学描写技术上有何种突破，在文学的真正内核——自我意识的建构上——却很容易缺氧。但这并不是因为海外中国作家特别无能，而是处境决定的。
欧洲时报德国版微信公众号“道德经”曾报道，大洋洲华文作家协会发起人之一徐家祯来说，海外华文文学能否进入当地文学的主流完全不值得担忧，“这是因为, 我认为，海外华文文学的地位已经决定了它只能担任支流的角色。不管我们忧虑不忧虑，它都不可能真正进入当地非华文文学的主流。”至于为了让海外华文文学进入世界市场而提倡在内容和形式上去迎合某种口味、心理和需要，甚至改用英语创作的建议，他则“完全不能苟同”。
《欧洲时报》向海外作家代表进行了随机问卷调查，其中，只有24% 的受访者表示考虑过使用住在国的语言写作；表示没有考虑过的人（76%）中，只有25% 表示“当地语言的掌握程度尚未达到相应水平”，72% 将原因归为“只有母语才能创作出好作品”。
（编辑：夏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