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7.2 万丹麦人补偿权的争论开始了

一位丹麦籍欧盟议员公开反对自己政党的立场，希望保留现行的航空旅客赔偿规定。

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丹麦人遇到这样的情况：

行李和随身包已经经过安检，你终于找到了登机口——但航班迟迟不来。

经过几个小时的等待，乘客开始焦虑。那些要转机的旅客拼命寻找新的航班，而其他人则忙着改签租车或巴士票。

到目前为止，旅客在这种情况下至少还能得到一点安慰：如果航班延误超过三小时，他们有权获得赔偿。

但这种情况可能很快会改变——欧盟将于周三开始就航空旅客新权益展开谈判。

欧盟部长理事会希望提高赔偿门槛

根据现行欧盟规定，航班延误超过 三小时 时，乘客可要求经济补偿。

然而，欧盟部长理事会（由各成员国交通部长组成）今年早些时候达成共识，建议将门槛提高：

仅当延误 四小时或六小时（取决于目的地）时，旅客才可获得赔偿。

根据丹麦消费者委员会 Forbrugerrådet Tænk 的计算，如果新规定生效，每年将有 72,000 名丹麦人失去赔偿资格，相当于近 2 亿丹麦克朗的经济损失。

丹麦欧盟议员：这是个“很奇怪的提议”

欧洲议会成员 基拉·玛丽·彼得·汉森（Kira Marie Peter Hansen，社会人民党 SF） 称这一提案“非常奇怪”：

“我认为我们绝不应该削弱航空旅客的权利，而这项提议正是在往那个方向走。”

她在接受 TV 2 采访时说道。

欧洲议会多数派反对修改

对于希望在三小时延误时仍保有赔偿权的旅客来说，好消息是：欧洲议会的大多数议员与丹麦的这位政治家立场一致。

议会交通委员会已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在与部长理事会的谈判中，他们将坚决捍卫三小时的赔偿门槛。

“你几乎得是律师才能申请赔偿”

欧洲议会交通委员会成员、丹麦社会民主党（S）议员 玛丽安娜·温德（Marianne Vind） 强烈反对部长理事会的提议：

“航空公司已经把赔偿流程搞得非常复杂，你几乎得是律师才能申请。我很高兴议会将努力防止削弱欧洲旅客的权利。”

讽刺的是，玛丽安娜·温德所在的社会民主党在丹麦议会中曾支持本国交通部长 托马斯·丹尼尔森（V） 前往欧盟谈判，赞成将赔偿门槛提高到四至六小时。

被问及为何与自己党内同僚持不同意见时，她回答：

“我们（欧盟社会民主党团）是站在旅客一边的。有时候，丹麦国内政治和欧盟层面的政治是不一样的。”

记者追问：“这是否意味着你在丹麦的党内同僚不在旅客一边？”

她回应说：

“我只是想说，我们现在在国内有一个广泛的联合政府，其中允许存在不同的观点。”

TV 2 曾希望采访另一位丹麦籍议员 阿斯格·克里斯滕森（V），他与温德同属欧盟交通委员会，但他拒绝就此提案发表评论。

行业组织：这是“幻想计算”

丹麦航空业协会（Dansk Luftfart）秘书长 马蒂亚斯·米林（Mathias Milling） 完全不同意这些政治家的批评。

他认为，如果赔偿门槛改为四或六小时，这并非削弱消费者权利，而是为了让航空公司有更大灵活性：

“这关乎让航空公司有更好的应对时间。如果一架飞机无法准时起飞，他们并没有备用飞机待命，而三小时往往不够时间准备新飞机和机组人员。”

他继续说：

“从更长远来看，这实际上能改善乘客的权利，因为当航空公司有更多时间调整时，取消航班的数量将会减少。”

米林还称消费者委员会的损失计算是“幻想出来的”：

“当航空公司支付更多赔偿时，成本会转嫁到票价上。如果赔偿支出减少，票价也会下降。所以这种‘损失计算’根本没有意义。”

他强调，谈判涉及多个方面，在大多数情况下，乘客的权利仍会得到加强，因此让航空公司在某些情况下受益“也是合理的”。

“更便宜的机票只是个假设”

消费者委员会 Forbrugerrådet Tænk 主任 维尼·格罗斯布尔（Winni Grosbøll） 对欧洲议会支持保留三小时规则表示“非常高兴”。

“我们一直对提高门槛持强烈批评态度。三小时规则运作良好，旅客也熟悉它。我们认为，让人们坐等六小时却得不到任何补偿，这是不可接受的。”

她对“赔偿减少会带来更便宜机票”的说法并不认同：

“那顶多是一个假设。我们看到像 IAG、瑞安航空（Ryanair）和荷航（KLM）这些大型公司在 2024 年都取得了数十亿利润。如果他们真想降价，他们完全可以——没人阻止他们。”

“延迟门槛提高”并不会让航班更准点

当被问及部长理事会与航空业声称此举能减少航班取消时，格罗斯布尔回应：

“我们并不认同。航空公司当然总是希望飞机能起飞，因此我们看不出把赔偿门槛延后就能让更多飞机飞起来的逻辑。”

TV 2 也向丹麦交通部长托马斯·丹尼尔森（V）提出采访请求，询问他对欧洲议会多数反对提高赔偿门槛的看法，但交通部表示：

“部长在谈判开始前不会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