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麥代表：政府有能不貪汙 丹麥快樂上升

丹麥商務辦事處代表符力明（左）昨天以「小國大思維」為題發表演說，分享丹麥的快樂經驗。台灣人愛「拚」，商人拚賺錢、學生拚考試、政治人物選舉要拚，選上了更是政治、經濟、外交都要拚，在這種無所不「拚」的文化下，幾時知道「快樂」是何物？丹麥駐台代表符力明（FlemmingAggergaard）昨天告訴大家：「丹麥，是全世界最快樂的國家」；「想發財，不必到丹麥；想過得快樂，慎重考慮到丹麥。」
龍應台基金會主辦的「台北沙龍」昨天下午邀請符力明，以「小國，大思維」為題發表演講，分享這個北歐小國的成功經驗。
企業能創新 人民越快樂
丹麥人有多快樂？符力明舉出一項針對90個國家，1萬名受訪者所做的調查，如果將快樂指數從1到10分級，丹麥、瑞士和馬爾他3國，以8分高居第一名，「丹麥人的快樂程度還在上升」，符力明說。
為什麼丹麥人這麼快樂？符力明列出5大要素：「高所得」、「政治民主」、「有效率、不貪汙的政府」、「充分的個人自由」和「對不同意見的容忍」。
「沒有人餓著肚子還能快樂的」，符力明說，丹麥國土比台灣略大，人口只有台灣四分之一，企業型態和台灣一樣，以中、小企業為主，能創造國民的高收入和高GDP，主要是基於企業的研發和創新。
勞工政策好 讓丹麥成功
「彈性的勞工安全政策，是丹麥經濟成功的關鍵」，符力明說，在丹麥，雇主要解雇勞工非常容易，勞工既不能提告，也不能延遲離職，但另一方面，丹麥靠著完善的職訓系統和社會安全體系，訓練這些失業勞工具備專長，讓他們容易找到新工作，「解雇容易，就業容易」，這就是丹麥能長期維持低失業率的關鍵。
符力明舉例，多年前丹麥的造船業，受到來自中國和韓國的挑戰，不支關廠，政府沒有勉強去維持造船業，而是訓練造船工人改做風力發電的風車，目前在全世界風力發電機具市場，丹麥廠商占40%。儘管近年來這些產品生產、製造的工作，近年來都外包給東歐甚至大陸廠商，但核心的設計、研發、行銷等業務，依然留在丹麥，從業人員沒有任何減少。
政府夠清廉 繳稅就甘願
在各式各樣的「政府清廉度」調查中，丹麥經常名列前茅，符力明強調，教育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人人都知道貪汙行賄的後果，就不會去做它，這成為我們文化，甚至基因的一部分。」當然，制衡、監察機制也非常重要，「讓想貪汙的人知道，這麼做風險有多高。」
符力明說，因為政府有效率，使得人民即使要交60%的所得稅，或者25%的消費稅，都心甘情願，因為他們知道這些錢不會被亂用，甚至被汙掉。

丹麥人找事實 台灣人找關係
「丹麥人講話很直接，台灣人太迂迴，有時就連對方究竟要說『yes』或『no』都聽不出來。」符力明出使台灣6年，對台灣和丹麥文化差異，感受良多。昨天演講中，符力明特別比較兩地文化，妙語如珠。


「丹麥人找事實（seeks the truth），台灣人找關係（seeks the way）」，符力明認為，在文化上，丹麥人重個人、平等主義；台灣人重群體，社會帶有階級性。碰到問題時，丹麥人會專注尋找解決問題的資訊，台灣人則非常依賴經由人際關係解決。
出身商界的符力明，也比較兩地生意人的作風。他說，在丹麥，那怕對方是素未謀面的廠商，一向就是一通電話直接打去（coldcalls），直接和對方開會、提案；但在台灣，通常得有人介紹，經過很長的應酬後，才能開始談生意。再者，丹麥人重在談成眼前的交易，但台灣商人重視的是建立長期關係。
兩國文化差異，甚至表現在說「yes」和「no」方式上，符力明說，丹麥人通常回答「要」或「不要」；但台灣人會告訴你：「謝謝，我們期待與你合作，但這件事我還要請示老闆…」這意思是「要」；但台灣人表示不要，也是說「我們期待『未來能夠』與你合作，但這件事我還要請示老闆…」符力明說，有時根本聽不出事情談成沒有。
對於教育，符力明認為，丹麥教育對孩子太輕鬆、太放任；台灣又太嚴格、功課太多。符力明說，從丹麥到台灣生活的家庭，幾乎沒有不為孩子適應台灣教育傷腦筋的。但有趣的是，一旦台灣老師要孩子發揮創意時，丹麥孩子總能在台灣學生之前做完，由此可見，如果能在台灣和丹麥之間取「中庸之道」，就是好的制度。

反差实在太大，中西方文化差别的体现之一！

还真是有体会，咱们的思维和丹麦人的不一样。工作中有很多冲突。
认真体会，积极讨论，我想是必要的。

一味努力干活，也许事倍功半。

中国人凡事要请示，这是一个制度问题，也是一个逃避责任的做法。丹麦公司结构扁平，权力下放，办事的人常常有决定权。当然如果决策失误要自己承担责任，只是做错决定往往不会影响职业生涯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