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者｜苏智良：80年前上海做的这件事，后来写入了国际公约，至今仍闪耀光辉

【编者按】1937年11月9日，在不足1个平方公里的上海老城区，一座难民区诞生并运行32个月，使得30万中国难民免遭屠戮与饥寒。这个二战时期最成功的难民安全区，创造了战时保护平民的“上海模式”，并催生了日内瓦第四公约。创造这一奇迹的，主要是以法国人饶家驹为首的国际团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经有大量难民生活在上海，而在拯救难民方面，上海作出了重要贡献。日前，长期致力于上海抗战史研究的苏智良教授在上海师范大学作了相关主题演讲。
今年是淞沪会战80周年。回望当年那段烽火岁月，除了中国人民的浴血奋战以外，世界反法西斯人民之间的互助也是值得纪念的历史。
战争状态下会产生大量难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经有大量难民生活在上海，而在拯救难民方面，上海作出了重要贡献。上海民众庇护了3万犹太难民，而以饶家驹为首的国际人士建立了南市难民区，保全了30万中国难民。犹太难民区和南市难民区的两个范例，共同体现了上海这座城市的坚强品格、国际主义精神和人道光芒。
【饶家驹和南市难民区】
近代中国战乱频仍，灾害不断，上海法侨饶家驹（Jacquinot）神父曾多次参与各种人道救援活动。早在1913年就来到上海的饶家驹，有着很高的语言天赋，他除了精通法语、英语、拉丁语、希腊语之外，能操一口漂亮的普通话，能说流利的上海方言，以及日语。语言天赋使得他能在不同的族群中穿梭与交流。

淞沪抗战纪念馆内展示的饶家驹神父的铜像。
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后，日军轰炸烧杀造成难民潮起，大批战争难民涌入上海华洋交界地区，他们饥寒交迫，急需援助。时任上海国际红十字会执行委员会副主席的饶家驹联络中外慈善团体，包括中国、法国、英国、美国、瑞士、挪威等各国爱心人士，酝酿共同建立保护难民的安全区。在中国政府的支持下，划定民国路（今人民路）、方浜中路之间的区域为南市难民区，饶家驹担任难民区监察委员会主席。

方浜中路235号曾是南市难民区监察委员会的办公地点(资料照片)。
难民区于1937年11月9日成立，延续至1940年6月30日，中国政府保证了难民区的中立、非军事的性质。淞沪会战最后时刻，有4000名中国士兵被困在南市，但他们并未进入南市难民区，而是进入法租界寻求庇护。于是，日军也不得不表示，保持难民区的中立立场。
在这个不足1平方公里的南市难民区里，建立起130个收容所，开办了24个粮食分发中心和24个集体食堂，设计了票证系统，所有贫困的难民都享有获得口粮的权利，每人一天至少能领到6两米（旧制16两为1斤），还有提供米粥、馒头、大饼、油条的固定场所。城隍庙、豫园、沉香阁、福佑路清真寺、梧桐街天主堂、小世界游乐场、万竹小学、梨园公会、珠玉业公会等挤满了难民，连九曲桥上，夏天也睡满了难民。大难当头，上海各界纷纷慷慨解囊。伶界发起义演，周信芳等振臂高呼，集款资助难民；上海国际红十字会定期给各收容所发放现金；以杜月笙为会长的上海地方协会也捐助了巨款；冬季来临前，上海市商会和徐寄庼会长发动全市的棉花店捐献棉花，布店捐献布匹。难民区里设有3座难民医院，1座产妇医院以及1座灾童医院，还有1座残老院。1938年5月，饶家驹飞赴美国、加拿大，为难民募捐。最近我们在档案材料中发现了时任美国国务卿赫尔安排饶家驹会见罗斯福总统的信函，这些信函存放在斯坦福大学的图书馆里。在白宫，罗斯福总统为饶家驹的善举所感动，给上海难民区提供了70万美元。
饶家驹的办公室就设在难民区，虽然有白俄巡捕执勤，但他每天会上街巡视。饶家驹喜欢和难民在一起，难民区的小朋友，私下叫他大胡子神父，更年长些的人，把他看作是拯救者，叫他“饶菩萨”。他经常拉着儿童的手，抚摸他们的头，从口袋里掏出糖果给他们吃。90岁的刘复田回忆：“他高高的个子，总穿黑衣服，大胡子，很随和。虽然看起来是外国人，让人不大敢亲近。但是他一说话就拉近距离了，他会上海话。看到小朋友，他会摸摸这个，拍拍那个，还会给大家发糖。”饶神父和大家一起经历着危险。一次，在难民区与非难民区的交界线——方浜路上，他的黑色法衣被飞来的弹片撕开了长长的口子。还有一次，日本士兵企图进入难民区，抢劫年轻女性，用枪顶着他，他毫不畏惧，用熟练的日语进行训斥，最后举枪的日本兵没有扣动扳机。
日军对南市难民区虎视眈眈，经常要搜查难民区中潜藏的抗日“重庆分子”。难民区有座寺庙叫青莲庵，里面也有潜藏的“重庆分子”。难民刘复田回忆，有一天，天还没亮，日军包围了青莲庵，命令所有人蹲在厨房，搜查重庆分子，但直到下午四五点钟，也没抓到人。过了几天，庙里当家的和尚偷偷跑掉了。大家才恍然大悟，原来他是个“重庆分子”。
中国共产党人也积极参与了难民救助工作，在江苏省委设立难民委员会。参与难民工作的有刘晓、刘长胜、沙文汉、王尧山、张爱萍、曹荻秋、陈国栋、周克等；如今的百岁老人周克，当年就是中共江苏省委难民委员会主任，黄慕兰女士则天天在难民中救助而被称为“难民皇后”。共产党人以“移民垦荒”的名义，将大批难民输送到苏北，加入新四军抗日队伍。
在“难民之父”、“中国之友”饶家驹的领导下，这个难民区共救助了30万中国难民，使他们避免了被屠杀、流浪的命运。南市难民区于1938年被第16届国际红十字会赞誉为世界范围内战时保护平民的成功范例。
【犹太难民的“诺亚方舟”】
当希特勒纳粹德国发动反犹浪潮时，英国发表了严格限制犹太移民进入巴勒斯坦的白皮书，美国也对犹太难民关上了国门。这时，天性善良并讲求道义的中国人民和上海这座城市，向犹太难民敞开了大门。从1933年到1941年，大批从希特勒屠刀下逃生的欧洲犹太人，远涉重洋来到上海，总人数达到3万。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仍有25000名犹太难民把上海当作他们的避居地，他们把自己称作“上海犹太人”。仅后一个数字就超过了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南非、新西兰五国当时接纳犹太难民的总和。在德国萨克森豪森集中营改建的博物馆里，序言中有这样一段话：“全世界都对犹太人关上了大门，上海是唯一的例外”。
1943年2月，日本统治者在虹口建立“无国籍难民指定区”， 它西起公平路，东止通北路，南起惠民路，北至周家嘴路。日军强迫犹太难民迁入这个不到1平方公里的难民区，犹太人称为Shang Ghetto——上海隔都。在隔离区外，难民们必须一直随身带着一张附有照片和活动区域的通行证，并佩戴一枚印有中文字“通”字的金属徽章。如果有人没戴徽章，而又被日本兵给拦下来了，那就麻烦了。这个人可能还会被投进监狱。而且，难民还被要求晚上六点前必须返回隔离区。于是，犹太人在上海已经趋于平静的生活，就此被打破。饥荒与疾病肆虐，人身自由也受到了限制。“隔都”的街道上，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都会传出压抑的哭声。上海仅存的英语学校——上海犹太学校，受到日本人的管制和监视，学生们被迫学习日语课程。
在艰苦岁月里，犹太难民与他们的上海邻居们建立起深厚的感情。他们同病相怜，奏出了一曲跨文化交流和患难与共的华彩乐章。犹太人与上海人一道生活，过中国年，在饥饿的时候一起分享极少的食物。犹太小孩和上海孩子携手在学校上课学习，在弄堂里玩耍，可以说上海人民与犹太人朋友是患难见真情。还有上千名犹太难民以各种方式，与中国人民并肩抗日。当时有一家犹太工厂被日军指定造手榴弹，老板要求工人们通过缩短引线而使其提前爆炸，所以日本兵还没有扔出手榴弹，就在头上爆炸了。结果，这位犹太老板被日军给杀害了。
曾经是上海犹太难民中的一员、后来成为美国财政部长的布卢门撒尔回忆上海的本地伙伴时说，“我们像朋友一样和平共处，这对我来说是美好的回忆。” 正是在上海的经历，让他自己懂得关心公共事务，树立了政治信仰。目睹无处不在的贫困，布卢门撒尔对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产生了兴趣。
临近二战结束时，有一次美军在轰炸一处日本军事目标时，有几枚炸弹掉在了难民住宅区，造成了几十名中国人和犹太人死伤。当时，居民们不分国籍，纷纷投入到救护互助之中。让不少犹太难民记忆犹新的是，上海邻居们总会微笑着打招呼，有时会邀请他们去自己家吃饭，甚至借房子给他们住，尽自己所能帮助他们。著名生物学家卡尔·贝特汉姆至今还记得，当年在中国邻居家吃的一顿年夜饭，“就吃了那一顿饭，我一下子学会了使用筷子！”虽然战后难民们相继离开上海，但是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永远存留着一份珍贵的上海记忆。
当曾经的犹太难民后代罗恩重返上海时，他回忆起了父母的爱情故事：18岁时，他母亲在白马咖啡馆做侍应生，一天，父亲和一个朋友走进咖啡馆。“先生，请问您要喝点什么？”母亲用德语问。“我不懂你在说什么。你会说英语吗？”父亲用英语回答。母亲英语生疏，只能找朋友翻译，之后几天，他成了咖啡馆的常客。小姐妹说：“他一定是爱上你了。”她嘴上说没有，但是心里开始小鹿乱撞。共同的命运和遭遇，让两颗年轻的心越走越近。爱情自然而然地开花结果。过了一年，他们结婚，迎来了一个小生命，取名罗恩·克林格。这样的孩子，被犹太难民们称为“上海Baby”。罗恩的母亲一直认为，上海是她的幸运之地。因为在这里，她遇到了罗恩的父亲。2015年，罗恩在上海参加白马咖啡馆重新开业的仪式上深情地感谢中国人：“父母经常和我说起在上海时的经历，没人把他们当敌人，没人排犹，中国人都非常友好。”

复建后的白马咖啡馆。1939年，为躲避纳粹迫害来到上海的犹太难民鲁道夫·莫斯伯格和亲友盘下位于虹口区长阳路上的一座小楼，开办白马咖啡馆，成为当时犹太难民重要的日常聚集场所。
现在，镌刻13732位上海犹太难民的“上海名单墙”，成为全球唯一一个以拯救为主题的幸存者名单纪念墙。霍山路的犹太难民纪念馆和青浦的“上海犹太纪念园”，成为展示这段往事的纪念场所。
除了上海，哈尔滨、青岛等地也接纳了一些犹太难民。1992年12月，以色列总统赫尔佐克作为第一个访华的以色列国家元首来到中国，特地访问了上海犹太难民遗址。他对中国领导人说：“中国人民在犹太民族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帮助了我们，以色列人民对此不会忘记。”在2015年纪念二战胜利70周年之际，以色列驻沪总领事馆专门拍摄了宣传片《感谢上海》，表达对中国人民的感激之情。
【被复制推广的难民救助“上海模式”】
战时各方有义务保护平民的“上海模式”，后来推广到南京、汉口、广州，乃至世界各国，并推动1949年《日内瓦第四公约》的订立。
在成功创办上海南市难民区后，饶家驹又将目光投向更广阔的中国内陆地区，积极参与中国其他地区的难民救助。饶家驹认为：“这个经受过考验的实践（即南市难民区）已经拯救了中国很多非战斗人员（这是在我们受到极其缺乏经验和极大的当地阻碍的情况下取得的），因此，我们有个合理的想法，这个方法能够同样地应用到其他环境或者其他地方”。
1937年11月中旬，在南京的各国人士仿效上海南市难民区，在南京设立国际安全区。而拉贝、华群（魏特琳）、马吉等人在创建南京安全区时，正是通过饶家驹与日本方面进行联系的，日军拒绝设立南京安全区的决定也是先告知饶家驹的。
1938年10月汉口成立难民区，饶家驹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曾在上海与日本总领事日高等多次讨论，形成备忘录。然后赴重庆游说宋美龄，从中方争取到大笔救济基金，同时也与美、英、法代表会商。汉口难民区成立时，饶家驹担任委员会临时主席，接管了汉口特别行政区，并说服日军，使难民区免于日军的轰炸。尽管饶家驹曾设法与汉口的日军交涉，但难民区的难民被日军强拉做苦力、被随意逮捕杀害的情况仍大量发生。
饶家驹还致力于救助广州难民。1938年10月24日，经中日双方同意，广州设立难民区委员会，并设立5个救援中心以保护平民。
1940年7月，饶家驹回到法国后，继续推广难民救助的“上海模式”。此时的饶家驹已经62岁了，但他不顾自己年事渐高，仍东奔西跑，为救助难民而奔走呼号。他曾感叹，尽管法国是他的祖国，但救助难民的工作却远不如在上海那么顺利，难民区最终无法建成，他为此付出了多年的心血。
二战结束后，饶家驹又亲赴柏林从事善后救济工作，一心救助曾是敌国的德国民众。因劳累过度，1946年9月10日饶家驹在柏林去世，终年仅68岁。
饶家驹联络各国、各种政治势力参与保护难民的经验，在二战后得到了推广。交战双方保护平民，平民不得从事军事性质工作等规定，也在饶家驹的探索后，逐渐得到推广。1938年，第16届国际红十字会通过了“安全区决议案”，饶家驹安全区被视为战时平民保护的成功范例。
1949年8月12日，63个国家的代表制定了《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日内瓦公约》，这个日内瓦第四公约对“上海模式”进行了定义，公约将这一“上海模式”作为中立区的范例，上海难民区为公约中的重要概念和依据提供了原初的范例和启发。日内瓦第四公约构成了一部完整的关于保护战争或武装冲突受难者的“国际人道法”的法典，现在，这些国际人道法已经广为国际社会接受，加入该公约的国家有196个。同样，安全区的概念被普遍使用，联合国安理会也建议并批准推广安全区来保证战时平民的生命安全，从而促进了人类文明的进步。
饶家驹曾指出，难民问题是全人类的问题。饶家驹曾发誓要为不幸的人尽自己最后的力量。他的言行正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评价亨利·杜南对国际红十字运动的贡献时所指出的：“红十字会跨越国界、种族、信仰，引领着世界范围内的人道主义活动。”饶家驹堪称是20世纪世界人道主义的光辉典范。
两个难民区，一座英雄城。据悉，相关纪念碑即将在上海城隍庙落成。80年前的这段历史体现了上海这座城市的坚强品格、国际主义精神和人道光芒。今天我们纪念这段历史，不仅要对历史遗存加以保护，更重要的是传承好上海这座城市的文化品格和精神力量。
【思想者小传】

苏智良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学术委员会主任、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城市史研究会副会长、上海抗战研究会副会长，出版《饶家驹与战时平民》、《上海拉贝饶家驹》、《上海城区史》等40余种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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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为饶家驹(中)和难民区内的孩子们在一起(翻拍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