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经济改革思路：行仁政，要有法度，不能一提爱民，便是减税……

近代以来，王安石的经济改革颇受关注，又聚讼最多。他所推行的青苗、市易、均输等制度，因积极运用市场的方式，而被认为极具现代性。但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已经远远超越王安石的时代。经验在不断地累积，基于经验的扩展而发展的经济理论也在不断地更新。以现代经济理论去“格义”王安石，除了增加现代的“自负”之外，似乎也不能获得更多教益。惟有看到王安石变法所面对的真正问题，才是今天能有的最大收获。
北宋中期，在当时的士大夫群体中逐渐兴起一股改革的呼声，王安石与青年程颐都曾直接给皇帝写过改革谏议书。这固然是北宋政治社会的各种问题所激发出来的，但背后则是新儒学的兴起。王安石不仅受到当时士大夫集团的极力推崇，也因为自己“经术以致用”的观念，而获得了年轻、敢于作为的宋神宗的信任。先避开后来因新法而导致的新儒学内部的分裂不谈，应该承认在王安石改革的背后有着深厚的儒家经学传统的支撑，即使是他的经济改革。这提醒我们，将其变法简单看成是“管商之术”，或以现代经济学理论去“格义”，都有其片面性。因为这回避了王安石的新儒学背景。
什么是王安石改革的儒学特质？回答便是：儒家的德政。即“德政何以可能”，成为了王安石改革的实践重心。这一问题的直接指向，就是在经济的转型中努力实现儒家理念中的社会以及人的价值。以他的变法实践和著述分析，德政的问题主要包括：均平政治、仁政、贤能政治。
不难看出，这一问题具有普遍性。这是一个真正的问题，在于它展现了人类政治社会实践的永恒性话题，永远的悖论。不像具体的、琐细的问题可以技术性地解决，而它只能被面对，只能基于不同的情境和传统来抉择。毫无疑问，王安石的抉择是属于儒家的，在历史前进的天平中，使经济社会的发展更倾向于人的价值。
无疑在面对这一问题时，与司马光等人相比，王安石提出了一个更具创新性的改革方案。他将当时存在于商业中的理财术主动地纳入到国家体制的转型中，他要政府学习商人的“长袖善舞”。而这一方式，向来被排斥出儒家的治理传统，如历史上对桑弘羊的评价。王安石将其拉入到儒家的传统，并通过阐释《周礼》，使其成了周公之法。所不同的是，他要用这种方式建构儒家的均平政治。青苗、均输、市易等法打击大富商对国家经济秩序的破坏，努力解决谷贱伤农，谷贵亦伤农的局面；方田均税法致力于税赋在各个阶层的均平，实际上打击了富农；农田水利法直接鼓励农业的生产；免役法本于去害农之募役，求役法之公平。需要指出的是，改革只是打击了大富商，并没有针对商业。
在新的语境中，他创造性的转化儒家思想资源，为变法寻求根据。他重新解读儒家的民本观念，发展了新民本主义，其核心在于实现均平政治，首要是恤农，兴修水利，开垦农田。仁民要有一定的法度，不能一提仁民，便是减税。一些地方官员通过减税为自己捞得好的官誉，但国家花费不足时，又加倍盘剥。这是媚民，不是仁民，最终依然是害民之政。他提倡贤能政治，重视培养法律、军事等专门人才，奖用功实，鼓励官员的敢于作为。希望通过一个高效廉洁奉法的政府来实践德政理念。不难看出，德政是王安石念兹在兹的问题，他的抉择带有鲜明的儒家特质。
但王安石这套经济改革方案并没有为司马光等人所接受，他们坚持理财只是“小人之事”。理财是必要的，但根本要靠节约。司马光论证说财富总体是相对稳定的，不在民则在官。他批评王安石只不过是变着法敛财罢了。很多人可能会倾向认为司马光的政策有一种自由经济的倾向，即主张政府越少干预经济越好。这其实也是一种不恰当的“格义”，司马光根本上都没有看到市场的价值，更不会去为它辩护。以古代思想的脉络而言，司马光的主张其实是一种传统的民本观念。它也是一种德政理念，有着强大的传统。只是它无力面对当时社会分配不均，农民得不到体恤的状况。吊诡的是，它无力解决问题，而在反对王安石的新举措上，却表现得强而有力。
各方的争论极其激烈，围绕经济改革，每个人都要表明自己的态度，支持或者反对，这甚至与其人品和学问直接挂上了钩。刘彝是胡瑗的弟子，因晚年为王安石所用，便被评为“晚节为可惜也”（《宋元学案》）。无形中，党派风气对每个人都构成了压力。人们太过于关注他的经济改革，以至于忘记了他在其他方面，如教育、典礼等方面的改革，事实上在这些地方，士大夫集团可以取得更多的共识，如程颐、朱熹一直都是王安石庙制改革的支持者。此为北宋士大夫风气的一大变化，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但王安石在这里却一点也没有妥协，他干脆直接回复司马光，称这种风气为流俗，那种不做事，一味地“同俗自媚于众”的人就是小人（《答司马谏议书》）。他如此针锋相对，使他成功地获得了“拗相公”的“美名”。
今天中国正处在一个经济社会急速转型的时期，当然相比于王安石的实践，我们面临着更复杂的处境和更多元的思想资源。但在王安石那里所关注的普遍性问题，今天依然值得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