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故为敌：族群的多元性不是战争的原因

一种错误的观点认为，族群的差异是诸多冲突之源。德国马普社会人类学研究所（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Social Anthropology）所长李峻石（Günther Schlee）是武装冲突的分析家，他对此的看法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战争冲突的真正原因是对资源的争夺。随着对水、油气田或草场资源争夺的展开，特色鲜明的族群或教团联盟才随之出现。
本文译自《马普学会研究通讯》英文版（Max Planck Research，以下简称MPR）。

李峻石：《何故为敌：族群与宗教冲突论纲》
MPR：您希望在著作《何故为敌》 (How Enemies Are Made) 中反驳一系列老生常谈的观点，特别是那些认为族群和宗教差异是1990年代以来战争冲突主因的理论。那么您是如何得出这一结论的？
李峻石：“族群并非自然产生的实体”这一观点并非由我首创。族群由社会建构的观点在社会科学界的流行已经有些年头了；而宗教边界划定的标准可紧可松，这也已经是学界的共识。所以我们说，不是宗教信仰本身导致了冲突，而是其被不同形式的政治性修辞利用了（instrumentalized）。就好像很少有历史学家会把引发宗教战争的首要因素归于对神学问题的（学术性）争论吧，那么同样的，我们也不应该把族群冲突的原因简单归于族群性的差异。
MPR：但媒体却总是在报道关于导致国家分裂、内战爆发的族群或宗教因素。
李峻石：如果我们从经验的角度来考量这些冲突案例，就会发现所谓的“族群性”（ethnicity）会在冲突进程中不断发展变化，比如群体被强制性划界、遭到驱逐或需要结盟的时候，敌意也随之出现。在冲突中的人们往往比平时更加严格地界定“我群”、区分异己。很可惜，社会科学中这种关于“各族群并非生而不同”的洞见却似乎未能在深化大众认知和发展学界理论等方面起到推动作用。最近一种颇为流行的有关冲突分析的理论取向区分了基于身份认同的冲突和基于资源争夺的冲突。但我认为这种区分意义不大。
MPR：为什么呢？
李峻石：因为，从最宽泛的意义上来讲，冲突都是资源争夺战。当然，这并不能回答：冲突者是谁？前线在哪里？一些冲突可能因争夺石油或水资源而起，但这并不能决定谁会与谁结盟或敌对。弱势的一方总要找人帮忙；如果己方最终获胜，盟友自然也要分享战果。到此为止，我们得到的解释仅仅关乎获取和守护资源所需投入的成本问题，并且可以据此理解为什么冲突中既定的一方需要一定数量的盟友。然而经济逻辑所不能解释的是如何选择盟友；这种选择往往基于彼此间是否存在认同感——人们会比较倾向于与具有相同语言、文化和信仰的人们结盟。
MPR：巴尔干半岛的战争常常被归因于族群、宗教之间的历史性差异，然而您在著作中指出，如果退回到1970年代，就会发现彼时的南斯拉夫是一个和谐共生的社区共同体，人们有着相同的身份认同和语言。所以您如何解释发生于1990年代的流血冲突？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议会大楼在被塞尔维亚军坦克攻击后起火
李峻石：让我们从地形因素入手来考量这些冲突（出现的原因）。南斯拉夫的解体始于西北，随后向东南推进。第一个脱离南联盟的国家斯洛文尼亚地处经济最发达区域，其有充分的理由把资源留给自己，不与他人共享。当然我们也要承认十九世纪以来就存在于巴尔干地区的民族主义乃至微观民族主义思潮（micro-nationalisms）所产生的不良影响，但其仅仅是存在而已，没有政治抬头的必然性。要先让相关的行动群体面对某种特定的环境和相应的激励，而后各种各样的民族主义情感才可能因为希望进入新的政治秩序而被利用。在这种情况下，经过计算的经济利益和包容-排斥的社会进程之间互相影响。这些因素会对一切有关联盟和对抗的政治决议产生影响。对于这样的冲突，任何单一的经济学分析——比如理性选择理论框架下的成本效能计算（cost-benefit calculations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rational choice theory），都一定需要社会身份认同理论作为补充。实际上，完全根据个人利益来做决定是不太可能的。这一点在小范围内就可以被观察到。比如，绝大部分关于职业生涯的决定都取决于群体，也就是说，人们在做决定时会把自己的家庭纳入考量。坚定的民族主义者或宗教团体的信徒会延伸这些群体划分，将其应用于更大范围。
MPR：那么，仇恨、恐惧和敌意的观念是如何上升到国家层面的呢？精英阶层的一些成员将战争视为攫取利益和扩大权力的途径，这些观念是否往往由他们推动产生的呢？
李峻石：对敌人形象的塑造和传播往往处于精英的控制之下，而（实际）操控进程的人甚至不需要具有很高的经济影响力或者教育程度。恐怖行动也会产生高度的极化效应；只需在人群中开上一枪，就足以激起极端反应。
MPR：学者们会谈论当代战争与冲突的不对称性。
李峻石：而实际上这绝不是一个当代现象。即便在古典时代，恐怖活动和政治谋杀的效果就已经为人们所熟知。这种少数个体参与的行动，造成的影响却可能让成百上千万人生活在对生命安全的恐惧中，同时加深政治危机。通过南斯拉夫的事件我们已经看到了，几个狙击手的行动，就可能让特定人群向民族武装力量寻求保护——即便当时许多人已经忘记了的民族或宗教的区隔，因此还要先将之重新建立起来。极端分子能够非常轻易地引发类似的进程。如今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就经常发生此类事件。策划实施一次有针对性的政治谋杀或行刺事件所需要投入的精力和成本远远低于阻止袭击的投入；胜者为王，为此可以不择手段，所以他们也完全不会顾忌无辜者的伤亡：谁让他们碰巧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错误的地点呢。
MPR：冷战之后，冲突的性质在多大程度上发生了改变呢？你在著作中明显地绕开了“意识形态”的概念。
李峻石：东西方的冷战冲突才结束不久，而如今新的冲突又在我们面前展开。1990年代，特别是2001年的“9·11”事件以来，北约组织（NATO）找到了新的敌人，特别让伊斯兰教成为了众矢之的。西方政治家促成了新的敌对情绪的产生，这样一来，他们也成了敌对阵营理论家的帮手。那些极端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分子本就在寻找机会以使冲突更加激进并走向极端化。显然，一旦极端分子得势，温和派穆斯林也就没有安稳日子过了。我在书里解释了这种语境中的群体“净化”（purification）过程：通过对谁是“真正的穆斯林”或“真正的基督徒”进行愈发严格而狭隘的定义，就可以简单地通过指出某些社会群体不具备教义上的纯洁性（purity），而将之排除在权力之外。这一“净化”过程并不只关乎权威的神学解释——也就是说，并不只关乎信仰。这往往还牵扯有形的世俗利益，比如争夺政治权力、消除潜在对手。
MPR：您描述的情况很符合中东某个国家的现状。
李峻石：是的。不仅如此，我提出的概念同样适用于很多传统非洲社群，那里要求首领或统治者必须遵守并监督某些与食物相关的特定禁忌和仪式。顺便说一句，我们不应该只盯住伊斯兰教不放。西方社会同样存在着能将人排除在权力之外的禁忌——比如，对一夫一妻制性道德的严格诠释。在美国，直到今天，人们在评价政治家（大多数仍是男性）时，依然会以他是否符合居家好男人的理想形象为标准。在选举中，甚至是青年时期犯过的小错也会被重提。政客可以通过不断强调纯洁性标准来败坏对手的名声，从而将其排挤到权力圈以外。

李峻石
MPR：那么，冲突研究，或者确切地说是西方学者的研究，可以从非洲的案例中获得什么启示？
李峻石：在各种类型的人类社会里——不管社会规模是大是小，是工业社会还是农业社会，也不管是过去的社会还是当今社会——都可以就冲突的基本形式进行研究。为了给我们的分析提供更充分的论据，最好是能够对不同类型的案例进行分析和比对。（尽管人类学民族志往往是对前现代的非工业社会进行书写，但其实）人类学家研究的社区并非孤例。在非洲的村寨里，同样存在背叛、排挤、变节、蛊惑、领导人与支持者之间的复杂关系等现象。这些社会与我们的社会在结构上的相似性远远超出了我们的认知。除此之外，关注非洲社会还有另一个原因：在当代的非洲政治舞台上，许多暴力冲突中的主角并不一定是主权国家或者合法政府，他们中的许多人与国家并没有什么关系；冲突“前线”的情况通常会很复杂。行动者可能包括警方、武装部队和地方官员，但即便是他们也并不一定代表国家。他们通常是在追逐个人利益。
MPR：国家的概念对于政治科学家来说仍然是一个很重要的分析途径，所以他们可能难以接受这种多样性。
李峻石：在许多非洲国家，政府和非政府领域之间的界限变动不居，尤其是除了准政府机构之外，还存在着宗族（clans）、世系（lineages）、部落（tribes）等先于政府的权力结构。前殖民地统治者的经验表明，在这些地区确定政治界限是非常困难的。肯尼亚的英国殖民者试图对地区和人群进行划分，指定不同群体在他们的专属区中生活，但遭到各方面的抵抗。然而，时至今日，身陷暴力争端的各方在争取权利的申诉中却呼吁回到殖民时代的划界标准，倒好像那是某种天然存在的法则。政治家在其选区内聚集潜在支持者，同时驱逐不支持自己的选民，他们武断的行为也促成了随意性边界的产生。一方面，地方性的冲突受到现代行政体系和政治竞争的影响；另一方面，当代的冲突中又隐含着对草场和水资源争夺的历史宿怨。（在此局面里的各方，）事关利害，各自诉求相异；人各有志，不免貌合神离。
MPR：欧洲在几个世纪之前不是也发生过这类冲突吗？
李峻石：当然。非洲内战中的宗族（clan）首领或者武装集团领导人完全可以与中世纪的欧洲军阀（warlord）相“媲美”。彼时的欧洲，国家未能垄断暴力；然而，某个时期有组织地从事犯罪活动的家族可能在下一个时代就摇身一变成了掌权的贵族大户。从强盗起家，确立稳定的封建制度，最终建立民族国家，这是一个激烈漫长的过程——拿英格兰来说，如果没有以女王名义开展的海盗活动，它就几乎不可能成为全球霸主。甚至时至今日，政府组织也常常与经济利益和犯罪元素紧密交织——例如有些国家的经济来源就是毒品出口。话说回来，这种国家也并非当代特有。十九世纪末中国的鸦片战争中，一些欧洲国家就扮演过这种不光彩的角色。
MPR：你在书里明确表示不认同那种认为社会必然进步的乐观看法。
李峻石：是的。历史发展并非是单向的。我们可以看到在非洲的大部分地区，国家正在解体。即便在西方民主国家，脱离政府管控的情况也日益普遍。比如跨国企业就往往可以成功地避开国家干预。在许多情况下，这些企业的财务预算规模已经超过了众多小国。所以我们不能还像以往那样认为全球社会仅仅由国家和政府组成。很多进程不再是“国家间的”活动，因为这些跨国活动的主体处于国家层面之下。在许多情况下，这逆转了先前的发展方向，同时导致了权利的消解（dismantling of rights and entitlements）——我们是否能将其称为一种“进步”，这取决于我们如何认识预期的发展方向。（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认为社会的前进并非势不可挡——那是一种单线进化论的论调。）
MPR：您在索马里参与了诸多工作，也曾作为顾问参加2002年的和平会谈。请问索马里国家的崩溃产生了哪些影响？
李峻石：最基本的影响是当前这种直观可见的支离破碎状态。现存的几股政治力量都没有成功建立起国家性政权，也没有对国家进行有效控制。如今的索马里，诸侯并存、各自为政、彼此结盟或敌对，比如西北部的索马里兰（Somaliland）和东北部的普特兰（Puntland）。这两个地区在某种程度上还保留着国家建制，但这主要局限在安全领域。法律系统和教育系统的运转都没有国家财政收入的支持，也就是说，它们的资金来源不是税收。而南方地区的分裂则更加离谱；在首都摩加迪休（Mogadishu），战争甚至就在城市内部的敌对区域之间爆发了。

索马里妇女
MPR：为什么索马里的国家机构会以这样极端的形式崩溃？
李峻石：当下的权力真空反映出索马里长期以来的社会状况。如果没有殖民统治和大规模的外部干涉，这里根本不会出现一个统一的国家。对于殖民者——北部的英国和南部的意大利——而言，占领索马里在经济上从来都无利可图。相反，想要将其纳入控制则成本高昂。后来，索马里的存在有赖于敌对的超级大国想要在非洲之角保持战略参与。所以，从索马里的例子里我们至少可以认识到一个问题：就其本身而言，族群的多元性并不是战争的原因——作为非洲最失败的国家之一，索马里在族群性和宗教信仰方面是最具同质性的；而有二十九种语言和多个族群的（邻邦）肯尼亚则一直保持着相对稳定的状态。
MPR：今年，众多出版物回顾了半个世纪前由非殖民化进程的迅猛发展带来的乐观主义情绪。在一些非洲国家，评论家们也在重提这一主题。今天，许多冲突被归咎于以前的殖民者和他们造成的历史遗留问题。
李峻石：这种观点建立在某种理想化的观念上，即认为非洲曾经存在一个“前殖民化”的好时代。但实际上在欧洲殖民者进入非洲之前，暴力冲突和血腥战争就已经存在于此。当然，那时候获取资源还不那么困难，而这仅仅是因为彼时人口稀少。之后一些殖民政权在基础设施的兴建和医疗服务的展开方面高效运作。在肯尼亚，大英帝国的殖民官员人数不多，但他们建立了法律体系，并成功地维持着当地秩序。殖民时期的暴力冲突规模相对较小，人口在良好的医疗保障下得到了快速增长；教育事业的规模有限、覆盖面小，虽然仅有一小部分年轻人有受教育的机会，但教育质量却很高。如今，许多非洲国家的行政机构臃肿，但教育事业达到的水平仅能勉强与殖民时代持平，因为官僚们忙于中饱私囊而置国家政策于不顾。
MPR：为什么非洲国家的民主化和法治进程会难以推进？
李峻石：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在共同的法律体系下的协同行动必须对参与者有益，否则他们就不会有动力将权力让渡给国家，也不会将之视为共同的事业并参与其中。在二十世纪中期的一段时期内，（人们觉得）似乎遵守共同的法律是有益的。那时二战刚刚结束，殖民势力的撤出使民事和公共服务领域的岗位突然出现大量空缺，急需人员填补。彼时受过良好教育的高中学生和大学生抓住了属于他们那代人的机会。但有限的岗位迟早要被填满，特别是经济的增长并没有达到预期水平（用人需求也就不会随之大量增长），因此，随后的一代人只好无功而返。这造成了很严重的后果：人们觉得既然读书之后仍然前途无望，那么何必还将青春耗费在学校里呢？而走上仕途的那些人也发现，基层公务员月薪非常低，仅够每月前几天的开销，还不如转而想办法捞点真金白银的好处——于是，在这种毫无希望的情形下，贪污受贿伴随而生。所以，国家必须能够提供一些好处，必须要对奉公守法者进行奖励。否则，人们要么退出、要么造反。
MPR：就像在索马里那样。
李峻石：是的。在1990年代的索马里，除了联合国的援助物资以外，别无其他可供瓜分。因此，发展援助成为被争夺的资源。交战各方都想将国家纳入自己的控制之下，这样就可以让援助物资流入自己的口袋。就这样，国际社会对索马里彻底失望；而中断的援助也让国家在权力争夺各方的眼中失去了重要性。而后，诸多小群体应运而生，由于割据势力的领导人（warlords）谨慎地处理彼此间关系，暴力冲突的程度（反而）相对较低。毫无疑问，在一个尚未建立和平的地区随意开展援助工作，结果往往适得其反。
MPR：你在书里对索马里和平会议是持批判态度的，而你的倡议是将援助活动分散开展，将其投放到具体项目上。
李峻石：如果个别团体是因为明显的武力炫耀才获得了参与和平会议的资格，那么这种准入标准就是完全错误的。2002年在肯尼亚的埃尔多雷特举行的会议有意让真正的实力者——所有“军事强人”（warlord）——都坐到谈判桌前。结果呢，在会议举办以前，这些武装势力领导人就开始彼此打压；一众头目都期待借此向自己的追随者和其他竞争对手展示自己的实力。甚至在肯尼亚（就和平问题）举行的会谈之际，他们还仍然用手机指挥着前线冲突。
MPR：作为一个研究者，你在非洲直接接触了当地人。人类学家应当如何在这里展开调查研究？
李峻石：最重要的调查手段就是开放性的交谈。仅仅依靠发标准化的问卷是不能获得深层信息的，因为当地人可能压根没见过问卷这种东西。尤其是你很难精确地了解哪些问题在地方性情境（local situation）中最重要，人类学家就必须具备随机应变的能力以回应遇到的现实问题。所以最为重要的就是在掌握语言技巧的同时留心观察社会现状。另外，记录日记和详细的谈话笔记也是田野调查者日常工作的一部分。
MPR：你会讲多少种语言？
李峻石：十种，比较流畅的有七八种。但在一些地方，比如中亚——这是我们研究部门的另一个关注重点，我没有任何语言基础。我能和清真寺里的伊玛目讲一点阿拉伯语，并借此给他留下好印象。但我一点都不会俄罗斯语或者突厥语系的语言，当我去这些地区了解研究项目时，一旦离开同事的陪伴我就会不知所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