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不起的丹麦人

今年是安徒生诞辰220周年纪念，让我们来重温

安徒生为孩子和大人写下暗黑永恒的童话

BY HAROLD BLOOM，哈罗德·布鲁姆

（写于2005年）

不知道迈克尔·杰克逊小时候有没有听过，或者有没有人给他念过安徒生的童话？在把关于他的真实童年和外界猜想的童年的许多片断拿出来做呈堂证供的今天，提出这个问题无疑很可玩味一番。那么多的美国人在他们的孩提时代读过安徒生童话，如今他们的孩子还在继续。由DANNY KAYE饰演安徒生的片面的电影传记试图把安徒生描绘成一个和蔼的梦想家，这恐怕是太过粉饰了。真实的安徒生无论面对大人还是孩子，他本身就构成了一系列奇特的故事。

马上就是安徒生诞辰200周年的纪念日了。他出生的奥登萨曾经是个贫穷的小镇。他出身卑微，父亲据说是个鞋匠，母亲是个洗衣妇，曾因生活困顿而卖淫。

纵然安徒生在他的童话世界里是个了不起的先驱，在民间他依然被信奉为一个对命运全无违逆的极端克己的人。尼采反对这个观点，按他对生命的理解，出身和人生目标是全然分开的。对安徒生而言，他无意将两者分裂。除了他在文坛上获得的卓越成就，他从来没有过一个家或者一个长久的爱侣，这让他对生命的满足感大打折扣。

和惠特曼一样，对安徒生的性取向比较可信的猜测是同性恋，虽然相对于惠特曼大量文学作品中为表明异性恋身份的装腔作势，安徒生对女人的执念显得更为深长痛苦。但是惠特曼是一个提倡救赎的诗坛先驱，很难说是个天主教徒。尽管安徒生声称把火热的感情全给了基督耶稣，可他的作品中流露出来的天性却是异教徒式的。他的同胞，克尔恺郭尔,很早就感觉到了这点。站在21世纪回望，安徒生和在克尔恺郭尔在丹麦文坛的审美地位奇怪的分走两端。是什么使得安徒生的故事如此不朽？克尔恺郭尔以他自己为例准确的剖析了在一个表面基督教化的社会里，做一个基督徒实属不易。安徒生的例子则是完全不同：如何在一个表面成人化的社会里永远做个孩子。

对那些所有年龄段的天才孩子们来说，我实在看不出普通儿童文学和出色的文学作品有什么程度差别。J.K.罗琳和斯蒂芬金都不太好，却是我们这个电脑、电影和电视等屏幕前的新黑暗时代里的大神。有人敦促孩子去读或重读安徒生和狄更斯，刘易斯·卡罗尔和爱德华·利尔，而不是去读罗琳女士和金先生的作品。有时我在公众场合也会被问到：先读罗琳女士和金先生的作品再去读安徒生、狄更斯、刘易斯·卡罗尔和爱德华·利尔岂不更好？我的答案很实际：我们的时间实在有限。你没有必要花在其他的书上面。

安徒生把他的一部回忆录命名为“我生命的童话”。看得出来他为自己出身于19世纪早期的丹麦劳苦阶级而深深痛苦。获得名誉和荣耀是促使他成功的目标，同时他从来都无法忘记他起步的艰辛。记忆里他父亲为他念“一千零一夜”的情景无比清晰。研读安徒生的传记是一个奇特的过程，我仿佛看见一个异常率真的少年，孤身一人杀到哥本哈根，终于被陌生人的仁慈压垮。这罕见的直率伴随了他的一生：他穿越欧洲大陆去拜谒海涅、雨果、瓦格纳、门德尔松、舒曼、狄更斯、白郎宁夫妇等等。像一个专伺守候大人物的猎手，他渴望成名，最终他凭借童话而获得成功。

安徒生是个不可思议的多产作家，他涉猎每个文体：小说、游记、诗歌、戏剧，但人们能够永远记得的只是他写的非凡童话，在那些童话里，他变身为自己创造的角色，用一种令我惊奇的方式将神奇和凡俗融为一体，远胜霍夫曼、果戈理和克莱斯特的故事，更不用说崇高得令人害怕的无所不在的爱伦坡。

性的挫败是安徒生普遍却深藏的执念，化身为他笔下的女巫、冰姑娘，还有那雌雄难辩的王子。D.H.劳伦斯留给我们的了不起的批评戒律是：“相信艺术，别相信艺术家。”安徒生告诉我们他的故事就是他生活的历史，大多数评论家和传记作家都信这一点，但我是怀疑的。和惠特曼一样，安徒生的作品看似简单，其实难以参透。将他们归于一类是因为他们都借助于示众的作品来做借口。惠特曼宣称自己是民主诗人，但他的诗却是封闭的和精英意识的。安徒生的作品在近两个世纪以来被称之为儿童文学，但除了早期的一些故事，他的作品对儿童而言并不比卡夫卡和果戈理更容易读。或者说，安徒生是为天才儿童们写作的，他们的年龄从9岁跨越到90岁。

曾有过一段时间，我最喜欢的一篇安徒生故事是“衬衫领子”，仅两页纸的一个小故事，但却如同卡夫卡那些充满隐喻的短篇一样揉进了生命及其意义，比如卡夫卡的“滚桶者”或“猎人格拉库斯”。“衬衫领子”是安徒生在1848年游历英伦后写的，他把自己执迷于自我吹嘘的一面挖苦了一番，同时也嘲讽了当时的丹麦报纸——他们被他这个在国外唱独脚戏的家伙给惹恼了。

安徒生最伟大和神秘的天赋之一，是他的童话故事都活在一个万物皆有灵魂的宇宙中，在那里没有什么物质是仅仅作为物质存在的。一棵树，一丛灌木，一只小动物，一件艺术品，或者是一件衣服，都有一个焦虑的灵魂、一种声音、性的渴望、名声的追求，和对可能陷入绝望的未来的恐惧。

安徒生的那些雄浑和悲观纠缠的故事，全然不似他创造的童话世界，在那里美人鱼和冰姑娘，天鹅和鹳鸟，小鸭和冷杉，衣领和吊袜带，雪人和林中仙子，巫婆和牙疼，都具有和我们一样宽广、冷酷、对生存绝望的意识。

从表面上看，安徒生是个基督徒。其实从一开始他就是个自恋的异教徒，对命运极其敬畏。对他而言，命运就象一个专伺复仇的暴虐的女神。他的天才深植于一个古老的万物有灵论之上，这理论甚至比“一千零一夜”更为古老。莎士比亚被公认为世间最伟大的天才，他的“仲夏夜之梦”无疑影响过安徒生，魅惑的仙女变成了波顿的家臣，变成了芥末籽、飞蛾、蜘蛛网、豌豆花奇妙的四位。因此，安徒生式的故事就是这些小家伙，如果时间倒转，我们可能以为莎士比亚笔下的精灵都来源于这个丹麦佬，而它们在这个来自奥登萨的擅长说故事的人的笔下，显出了更黑暗的本性，安徒生的世界无比生动, 也充满了恶意。

安徒生曾经也像布莱克和惠特曼一样，生活在没有死物的世界里，对一石、一草、墙上的每一道裂纹敏感。但这些东西仿佛应了先知的预言，希望所有事物都重新披上人类的外衣。安徒生，就像他的同胞哈姆雷特，是能预知死亡的先知。如同哈姆雷特的独白，“衬衫领子”那样的小故事读来简直就是一场自我审视。和安徒生一样，衬衫领子一直在求婚，却被吊袜带、热熨斗、剪刀、梳子一一拒绝。它一路兴高采烈，直到最后和一堆烂布一起躺在造纸厂里，他无可奈何认命说：“是时候了，我就要变成白纸了。”就从那时候起，我喜欢上了衬衫领子，直到现在还是为故事的结尾而深深震撼：

事实也是如此，所有的烂布都变成了白纸，而衬衫领子却成了我们所看到的这张纸——这个故事就是在这张纸上——被印出来的。事情要这么办，完全是因为他喜欢把从来没有的事情瞎吹一通的缘故。这一点我们必须记清楚，免得我们干出同样的事情，因为我们不知道，有一天我们也会来到一个烂布箱里，被制成白纸，在这纸上，我们全部的历史，甚至最秘密的事情也会被印出来，结果我们就不得不像这衬衫领子一样，到处讲这个故事。

在安徒生同时代的人中，他的地位介于狄更斯和托尔斯泰之间，前者曾经欢迎这个丹麦佬来做短暂访问，但终于在他连续待了五个礼拜后忍不住丢下他不管。后者，显然着迷于安徒生简单直率的叙事风格。然而地位介于狄更斯和托尔斯泰之间的短篇小说作家是不会有什么活路的，只有安徒生得以幸存，带着点乐呵呵的漫不经心，像“打火匣子”里冷酷的士兵。然而无论是狄更斯还是托尔斯泰都不是冷酷的，他们只是写下了自然和历史的冷酷面目。安徒生式的白日梦——绝大部分和历史和自然无关——却常常是异常冷酷的，甚至是虐待狂式的，这也许是因为双性恋取向的驱动。在弗洛伊德看来，劳动是为了把思想从性的过往记忆中解放出来，或者把孩子从他们的性好奇中拉出来。安徒生的写作是为了保留童真，从性记忆中汲取能量，获得他艺术的热力。

所有帮他立传的人都强调有着两个安徒生，一个住在丹麦的丹麦人，为假想中的诋毁伤心伤神，另一个扬名海外，在魏玛和伦敦少年得志招摇过市，无休无止一路逍遥地游走到拜占庭。他在丹麦只是像个孩子，到了国外却孩子气，整天活在他的白日梦里，就像他之前的拜伦和他之后的海明威，是个跨国界的名人。拜伦和海明威也和安徒生一样，有双性取向。不过相比这个遮遮掩掩的丹麦人，他们可是要性趣盎然的多，安徒生去逛妓院就像付钱去看陶器展，连摸一下都不敢。真正和安徒生相像的人是惠特曼，惠特曼全部的性经历，嘎然而止的那一两次，全都是跟他自己来的。

无论在国内国外，安徒生走到哪里，都是个卖弄风情的人，就像克尔恺郭尔是个关于勾引的理论家，其实安徒生也是个自恋的典型代表。丹麦的黄金岁月期间的两位重要作家都是偏执的自寻烦恼的人，就如同亚哈船长在捕捉白鲸；但与“白鲸”的美国主角不同，这两个丹麦人都太精明了，他们根本没有尝试探究过他们所理解的只是自己的唯我幻象。

我们可以这样恭维这对丹麦双胞胎：克尔恺郭尔凭借其细致入微的智慧来对抗叔本华、尼采和弗洛伊德的洞察力，而安徒生具备古老超卓的智慧，能够想象一切，同时回避和涂抹掉他自我表达的实际后果。

注释：



本文作者：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当代美国著名文学教授、“耶鲁学派批评家、文学理论家。曾执教于耶鲁大学、纽约大学和哈佛大学等知名高校。其文学观点偏保守，推崇西方正典，厌恶斯蒂芬金等流行文学。



克尔恺郭尔：丹麦著名哲学家。其著作被译成中文的有《勾引家日记》等。



Moby-Dick：著名小说《白鲸》。作者是麦尔维尔；亚哈船长是书中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