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20年代的苏州河畔，为什么会让人“一分钟也不能停脚”

近代上海开埠以后，迅速成为中国最大的多功能中心城市，当然也是最大的工业城市,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成为上海城市发展的基础。尽管以轻纺工业为主，但集中了全国民族资本企业的约50%，全部资本额的约40%，全部年产值的约50%，是名副其实的半壁江山。荣氏兄弟企业是中国规模最大的企业集团，号称“面粉大王”、“纺织大王”，最近对外开放的上海陕西北路荣宅，便是荣宗敬住宅。但在上海史研究中，近代上海工业的研究仍属于薄弱板块，我们不妨从这一角度切入，探讨近代工业在上海发展的历程，以及与上海这座城市的关系。
汽笛声声与煤烟河
近代上海不仅仅是一个商业性消费城市，也是一个工业性生产城市。
什么叫近代化、现代化？就是落后国家从农业化一步步发展为工业化，要研究现代化，必须了解工业化，某种程度上说，上海的近代化首先是工业化。当然近代上海离真正工业化很远，基础工业非常落后，钢铁、电力、煤炭、化学、冶金等等几乎没有，或少部分控制在外国人手里。
近代工业的发展，至少满足三个基本条件，即便利的交通运输线，丰富的水源与足够的能源，大量的劳动力集聚，当然还有适宜的社会环境和政策。在近代中国，上海最能够满足这些条件。
黄浦江、苏州河是上海重要的交通运输线，近代上海工业发展都是沿着河流展开的，所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黄浦江水阔江深，可以承担国际航运功能，故大中企业、码头、货栈大多集中在黄浦江两岸。风平浪静的苏州河，是上海连接江浙各地、并经大运河连接广大内地的通道，沿岸中小企业居多。
全市近大部分面粉企业，将近一半的纺织企业，聚集在苏州河沿岸。原因一是苏州河离城近，蜿蜒穿过城区，租界及周边有便利的基础设施，安定的生产环境。二是劳动力聚集，来自全国各地的外来移民，其中许多通过苏州河水道来到上海。三是丰富的水资源，也能便捷地输送原料和生产品。等到企业规模扩大，原材料需从国外进口，以及苏州河逐渐污染，一些大中企业又将目光转向黄浦江。
劳动力优势在上海尤其明显。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以后，由于战争频仍、自然灾害等原因，内地大量人口进入上海。他们在苏州河西部的两岸，搭棚而居，形成连绵的棚户区。这为附近的纺织厂、面粉厂等企业提供了大量廉价的劳动力。其实租界一开，上海就成了一座移民城市，外地到上海来谋生者日甚一日。城市人口以超常的速度膨胀，据统计，1930年上海人口已经突破300万，其中80%是来自全国各地的移民。在城市生活和工业化的召唤下，农村人口包括女性人口大量离开农村，是城镇化开始的一种表征。纺织女工人数可观，她们靠自己收入维持了一个阶层的生活，奠定了女工在上海的政治和经济地位。
上海开埠，尤其洋务运动发展以后，从晚清政府到民间，都掀起了一股办工厂的热潮，外商起了领头羊的作用，集中在印刷、船舶、机器修造等企业，为那些从事贸易的洋行提供急需的服务。其次是缫丝、轧花、面粉等企业，比起中国传统的手工缫丝，机器缫丝有利可图多了。丝茶向为出口大宗，上海离原料产区比较近，在上海设厂，可以就近采购蚕丝等原料。
近代上海工业有过几次发展高潮，除了开埠和洋务运动那一段，与日本《马关条约》签订后，列强利益均沾，外商企业纷纷在口岸设厂，尤其在租界内办了许多工厂。清政府也提出“新政”，鼓励开办工厂，“实业救国”思潮很热。日本企业后来居上，乘机取代英美企业。外资企业进行资本输出，转移过剩产能和技术，利用当地廉价劳动力，具有有各方面优势。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上海民族工业再次获得迅速发展，到20世纪二十年代，上海在棉纺织、缫丝、毛纺织、面粉、卷烟、造纸、火柴、制约、船舶修造和电业等方面，都处于全国领先水平，诞生一大批著名企业和名牌产品，并以纺织、面粉和卷烟为三大支柱产业。工业区则集中在杨树浦、沪西、闸北和南市高昌庙地区。
茅盾小说《子夜》，讲了城市的繁华与凋敝，金融危机的冲击，在外国资本挤压下民族工业的艰难，实业家的奋斗与失败。小说的主角，大实业家、丝厂老板吴荪甫，他憧憬的现代化社会就是：“高大的烟囱如林，在吐着黑烟；轮船在乘风破浪，汽车在驶过原野。不断增加烟囱的数量！”正如郭沫若的《女神》歌颂现代物质文明，其实都是表现工业化的：“一枝枝的的烟筒都开着了朵黑色的牡丹呀！二十世纪的名花——近代文明的严母。”
汽笛声声、大烟囱冒着黑烟被视作是现代化的象征。
其实上海近代工业繁盛，不可避免伴随着污染的恶果。上世纪20年代后，苏州河受不了工业化的蒸腾，河水水质严重恶化，这当中的原因，既有苏州河水流量不足、泥沙沉积之故，主要还是工业污染问题，如外商开办的江苏药水厂，实是化学厂，生产硫酸、硝酸和盐酸，每天有大量废水排入苏州河，连附近的空气里都飘荡着刺鼻的怪味。厂门口的一条小路，因此被人称为药水弄。原先设在租界苏州河沿岸的一些工业企业，也因对河流形成污染，多次引发与居民的纠纷。生活污染同样不可小觑，叶灵风散文《煤烟河》，描写20年代末苏州河被污染情形，“你若不是为了衣食问题咬了牙在那里做牛马的人，你简直连一分钟也不能停脚”，由此可见一斑。
“自来火”与南京路繁华初上
上海近代最早最大的民族工业企业——江南制造局，即后来的江南造船厂，位于南市黄浦江畔高昌庙地区（以当地一所土地庙命名），因为有了江南制造局的存在，此地理所当然发展为一大工业区。除此之外，上海还有两大工业区，一东一西，东为杨树浦，西为沪西地区，都属于傍水而居，地价低廉，水电煤支持，劳动力集中居住的地区。
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建成，曾国藩、李鸿章为主要推手。1866年即在高昌庙陈家港沿黄浦江岸购地建厂，“局滨黄浦，三面统以围桓，前则列木为栏，署门额‘江南制造局’”。这就是日后局门路上的江南造船厂所在地。
江南制造局作为一家军工企业，创造了诸多工业史上的第一。虽然高墙深垒，相对比较封闭，然而变荒凉江滩为一大工业区，厂内有数千名工人，依厂居住着大量家属，形成厂区、街区和居住区，并建有不少弄堂工厂，一支独大的局面难以撼动。
可以看出，曾国藩、李鸿章和盛宣怀等洋务人物，其实也是近代工业化的先行者。盛宣怀办的中国通商银行，乃是中国第一家华商银行。李鸿章又创办了轮船招商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等早期著名企业。
在沪西曹家渡、小沙渡、潭子湾和江苏路等苏州河两岸，建有许多缫丝、棉纺织、丝织厂和面粉企业，如著名的荣家企业福新面粉、申新纺织企业，吴蕴初天字号化工企业，华生电器厂，日资内外棉、丰田、日华等棉纺织与印染厂等。
杨树浦处于英租界中心与吴淞口之间，东、南面濒临黄浦江，北距吴淞口约16公里，南有十六铺等许多客货运码头，对岸的浦东，也建有不少码头、堆栈、仓库。地理位置优越，滩地地价十分低廉，如征用农田和拆迁民房，只须缴纳象征性的征地费，甚至可以无偿使用。
1869年，租界工部局又从外滩沿黄浦江修一马路至“杨树浦”，名为杨树浦路，更增加了便捷途径，前来开设企业者络绎不绝。民族工业遍布棉纺织、针织、丝织、印染、印刷、化工、橡胶、电机、造船等行业，其中以水电煤公用事业最为重要。
1865年12月18日，外侨在南京路(从河南路到外滩段)点亮煤气灯，这是上海告别煤油灯，使用煤气路灯的开端。当“地火”或“自来火”(煤气通过地下管线输出，上海人称之为“地火”或“自来火”)在夜晚大放光明的时候，租界地区显得异常明亮美丽，南京路的繁华景象初现。1882年，上海发电厂开始供电，夜幕下的弧光灯明亮晃眼，人们见所未见，也不知其称呼，名之“赛明月”。有了电灯，煤气才走进了厨房。1883年6月29日，英商杨树浦水厂正式建成，近代中国城市供水史，在哗哗流水声中翻开了第一页。
可以说，正是由于杨树浦深厚的水电煤工业基础，才有了上海工业企业的进一步发展，才有了南京路外滩的灯红酒绿，甚至才有了东方华尔街的形成。它对上海城市发展的助推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时人评价说：“上海之繁荣，所以冠全国，其公用事业之发达，当不失为第一大因素。”
在当时来讲，水电煤就是了不得的高科技，早期上海人因不了解，曾采取抵制或排斥的态度。
由于煤气管道铺设地下，有人害怕破坏风水，一些拉车的人力车夫认为，煤气通行之处，地下肯定滚烫，遂互相告诫不可赤脚走过那里，以免烫伤。还有人认为自来水管靠近煤气管，水中会渗入毒质，“饮之有害，相戒不用。”更为发噱的是，电灯在大街上用作照明后，有人认为“电火”也是火，与碳火、木火无异，他们伸出长长的旱烟杆在电灯上点烟，结果可想而知。随着时间的推移，上海人耳闻目睹，感同身受，由最初的排斥态度，逐渐向接触、接受的回应方式转变，连李鸿章这样的清朝大员，也兴致勃勃前去为英商自来水厂开业剪彩。
上只角、下只角之说可以休矣
上海城市发展，由于租界的特殊存在，形成三界四方的政治格局，更由于苏州河、黄浦江的流向，奠定了上海城市发展的基本格局，沿苏州河，由东向西发展；沿黄浦江西岸，南北向发展。但近代上海城市主要路径，仍是由东向西发展，南京东路接上了南京西路，淮海东路也接上了淮海西路，东西向的马路又长又顺，南北向的马路则恰恰相反。
上海近代工业的发展同样具有如此特点。工业区都集中在黄浦江、苏州河沿岸，外来移民往往紧挨各大工业区及码头、车站、铁道和工厂附近，搭建棚屋，形成贫民区，或直接住进厂区宿舍，如夏衍《包身工》所描绘的场景。一般说来，上海本地居民居住在老城厢中，人口稠密，道路狭窄，住房密集，除了极少数弄堂工厂，无法再有较大企业插足，当然也少有外来移民居住。
租界开辟后，租界的边缘地段也相继建成一些工厂，如另一个企业集中的闸北地区，居民也以附近工厂工人为主。抗日战争爆发后，非租界的华界区域首当其冲，遭受日军轰炸或侵占，众多工厂迁入租界，在华界的华商企业几乎损失殆尽，造成苏州河两岸北衰南盛的严重不平衡。
银行、保险、证券等金融业则集中在外滩、江西路、四川路、延安路一带。
以前那些外国侨民和有实力的华人，往往居住在空旷幽雅的上海西区，尤其是法租界地区。犹太富豪沙逊的别墅在虹桥路，张爱玲《十八春》里，暴发户祝鸿才的房子也在此地，《子夜》里的主角、丝厂老板吴荪甫住处，则在静安寺西面。这些地区闹中取静，往往树阴浓密、环境宜人，又有良好的商业和文化氛围。
以前上海人有上只角、下只角的叫法。上只角与下只角，不是简单对应中心地段与边缘地段，也不是简单对应以前的租界与华界，因为杨树浦一带也属于租界范围。主要对应的，应是工业区和商业区、高级居住区。如普陀的苏州河北面，黄浦江沿岸的杨树浦、南市地区，有大量工业区，许多外来穷困移民居住于此，成为历史上的贫民区。苏州河南面商业区和高级居民区居多，西区则环境尤佳，豪宅更多。
工业区的商业和文化氛围欠缺，人口密集，居住环境恶劣，基础设施落后，加上企业生产和市民生活造成的严重污染，使得与租界商业区、金融街和西段高级居住区比较，有了天壤之别，自然而然会有上只角、下只角之说。但历史发展到现阶段，老工业区的面目已经大变样，上只角、下只角之说可以休矣。
上海近代工业具有明显的对内对外开放特征，既要吸纳原材料（农产品、矿产品），又对内地输送工业产品和生产要素；既吸纳国际市场的产品和生产要素，又向世界输出原材料及加工品，与世界各国和内地产生紧密联系。国际国内商帮云集。这为上海作为一个融合中西、交汇南北的大都市，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一大批工厂企业的诞生，尤其是经久耐用的优质工业产品，曾经是上海最好的名片，大大提升了上海的城市声誉，人们可以从产品联系到质量、信誉和诚信。可以认为，工业文明是海派文化的一部分。
近代上海风起云涌的工人运动，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奠定社会沃土。在全国范围内，上海有着建党的最佳条件，其中最为壮大的工人阶级队伍，是上海独一无二的优势。在上海的各色企业里，诞生了第一批产业工人。据1919年《新青年》调查，上海有各类工厂2291家，工人18万，加上交通运输码头工人12万，手工业工人20万，共计50万，当时城市中人口才200万，工人几乎占了四分之一。五卅运动在上海爆发，沪西工业区即是主要据点。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成立更有必然性，工人阶级人数最多、觉悟最高这一因素难以忽视。
作者为上海市档案馆副馆长、研究馆员，本文根据作者在东方讲坛·文化上海系列主题之“风从海上来——近代上海经济的崛起之路”系列演讲速记稿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