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相大白”后为何总有反转

面对网络上谣言转来转去，“真相大白”后一次接一次反转，有人感叹，今天的人们时常处于真相模糊的漩涡中，抽不开身，也逐浪不成，备感无力。
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张涛甫看来，面对这个问题，关键是要让人们的思绪尽可能慢下来，让人们心中的理性发挥作用。
真相来不及展开，就被赶潮的脚步丢在脑后了
解放日报·上观：2016年底，《牛津英语词典》将“后真相”（Post-Truth）选为年度词汇，并将其定义为，“诉诸情感及个人信念，较陈述客观事实更能影响舆论的情况。”言下之意，在当下，事实似乎已变得不那么重要，反倒是人们对此所产生的情绪占了上风。作为一名长期研究媒介与社会之间深刻关联的新闻学专业学者，您认同“后真相”这个说法吗？
张涛甫：真相是指一个问题、现象、事实的真实状态。
长期以来，关于真相的报道，主要由以媒体为代表的专业机构负责完成。比如，职业记者按照严格的专业规范，揭示隐藏在表象背后的真相。
不过，机构媒体揭示真相、反映真相，并非完美，难免不足和遗憾。有些真相的发现、呈现和传播的难度甚大。这里面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比如，有些真相的揭示，会遭遇有形和无形的阻力，仅靠机构媒体，是无法包揽真相的。
及至新媒体时代，由机构媒体对真相发现、揭示和传播的垄断被打破。在一些广受社会各界关注的事件中，首先接近和披露真相的，就并非机构媒体和职业记者，而是现场的网民。他们拿起手机，即兴发声，随手抓拍，所反映的虽不是真相的全部，却有助于真相的及早问世。
当每个人都有即时发布、即兴发声的机会和条件时，发现和呈现真相的维度和主体空前激增，影响真相的因素和环节变多了，所建构的真相面目也存在更大的不确定性。
在新增环节中，有的是正面的，有利于对真相的揭示，有的是干扰项，让真相变得暧昧模糊。所有这些夹杂在一起，就会加剧真相发现之旅的难度和不可控性。有时候，某些扎眼的假象让人误以为“真相大白”；有时候，所呈现的真相，其实只是其中的局部或替代品。
有人就把这种由多节点、多变量建构的真相理解为“后真相”。所谓“后真相”，并不是说真相本身发生了变异，而是人们对真相的理解方式和呈现方式发生了变化；同时，也是所建构的真相对人们的影响发生了变化。由于参与真相建构的主体和环节激增，造成对真相建构的连环干扰，反而令真相的面目暧昧不清了。
很多参与真相建构和评价的主体，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真相见证者，而是围观者和评议者。而大多数远离真相现场的围观者和评议者，只是按照自己预设的判断标准和理解框架去理解真相。因此，这种“自以为是”的真相观，其共识基本面是不确定、不稳固的。
解放日报·上观：如今人们面对公共舆论，总有一种众声喧哗的感觉。其实质，是人们在接近真相的路上，听到的“杂音”、接触到的“杂质”多了。
张涛甫：没错。现在，参与真相围观和评价的人多了。特别是一个热点事件出炉之后，数以百万计的围观者参与热点事件的关注和评价，形成众声喧哗的氛围。由于热点事件引燃之后，人们关心的主要不是真相本身，而是各自心目中的真相，于是，真相更多时候被大家的口水淹没了。
这就造成舆论替代了真相，舆论也干扰了对真相的追问和打捞。热点替代了真相，大家都簇拥、围观舆论热点，忙于追逐热点，造成真相来不及展开，就被人们赶潮的脚步丢在脑后了。
现在还有一个突出现象是，“断头新闻”特别多。所谓“断头新闻”，就是一个新闻事件还没来得及完全展开，就被不期而遇的新热点“超车”了。“断头新闻”不是指新闻真相本身突然中断了，而是公众对新闻真相的关注和讨论突然中断了。热点目不暇接，公众的注意力不够用，一个新闻热点还没完全了断，横生出一个新热点来。人们忙于追赶热点，对真相的较真、死磕就很难了。
宁信伪、不认真，因为甄别真相的成本太高
解放日报·上观：如今，伴随着热点层出不穷的现象是，起初，很多人更多感觉到观点表达、情绪释放的自由和快感；但随着所谓“真相”几经反转，人们更多感到的是无奈和无所适从。
张涛甫：这确实是需要担心的一个问题。针对这个问题，美国学界已有学者表示深深的担忧。
尼古拉斯·卡尔曾在他所写的《浅薄》一书中指出，“互联网正在毒化我们的大脑”。在他看来，所有的信息技术都会带来一种智能伦理。如果说，印刷图书会让人进入聚精会神的状态，从而促进深度思维和创造性思维的发展；相比之下，互联网鼓励的是蜻蜓点水地从多种信息来源中广泛采集碎片化的信息。其背后的伦理规范是功利主义的，是一套速度至上、效率至上的伦理，是追求产量最大化、消费最大化。
马克·鲍尔莱因则在其《最愚蠢的一代》一书中指出，美国人曾想当然地以为，善用各种智能手机、新媒体手段的年轻一代，会利用他们对技术的掌握和理解，成为新的数码时代的弄潮儿。但事实完全不是如此乐观。事实上，美国年轻一代所拥有的数码领悟能力，并没有转换成对生存所需技能的习得、对世界事务的了解。
在我个人看来，这两位学者的担忧和批判并非危言耸听，在我们中国当下社会生活中也同样存在。为何现在短视频那么流行，而长视频却不会引起多少人的兴致？因为大家已没有多大耐心，把注意力集中在某个问题上。这一刻关注这个，下一刻关注那个，似乎等待人们光顾、关注的风景太多，来不及“深度游”。眼睛很忙，脑子很空，逻辑思维经常掉链子。世界还是很精彩，但我们的大脑却被慢慢地空洞化了。
人们喜欢表态，发表议论，立场先行，理智缺位，甚至会宁信伪、不认真。他们给出的理由是，如今甄别真相的成本实在太高。但问题是，一旦连人们关于真相的信任和信仰都被弱化甚至消解了，对真相不爱了，这才是最可怕的。也就是说，不相信有真相，也不相信别人提供的真相，这恐怕是真正的危机。
偏离理性的意见领袖容易把受众带到沟里去
解放日报·上观：曾经有人认为，假新闻多了、新闻反转多了，社会大众自有其自愈能力。简单来说，就是在犯错中习得经验和教训，从而提高自身去伪存真的能力。错过第一次、第二次，似乎就不会再错第三次。可事实好像并不如此乐观。
张涛甫：互联网也是一所学校，是网民进行自我教育的学校。今天，打捞真相的成本似乎很高，很多网民经常会偏听偏信，乃至遭受假象的欺骗，受骗的经历多了，交了不菲的学费，自然就会变得聪明起来、理性起来，增强自身免疫力。
但在我看来，当下，公共信息的传播场域仍然需要引领者。专业的真相报道者、社会事务守望者对于真相的挖掘、核实和呈现不但不能缺少，反而变得更加重要。
当然，专业机构呈现真相的方式也需与时俱进，需要更符合当下受众接受信息和观念的特点，求同存异，更好地服务于人们希望了解真相、信任真相的需求，从而加固公众对真相的信任和信仰。
此外，我们还要认识到，公众认知是由多方力量叠加建构出来的。意见领袖的作用也不可忽视。意见领袖的素养和能力需要升级。如今，很多意见领袖，不是靠理性和逻辑说话，而喜欢讲一些重口味的观点，专门挑能激起围观的狠话说，出语偏激，是重度情绪和私货的携带者。这种意见领袖，只会把受众带到沟里去。
解放日报·上观：如今在各种各样的热点事件传播报道几经反转的现象之下，一些真正想好好讲道理的人觉得颇为困惑：想好好说话的人，还有机会吗？
张涛甫：确实有这样一个问题。我在多个场合也讲过，现在的互联网上有一大批不好好说话的人，还有一大批不愿意听别人好好说话的人。这两种人交叉感染，形成恶性循环。在互联网上，越是剑走偏锋的观点和言论，就越容易引起围观和追捧。
究其原因，在信息严重超载的语境下，对于信息选择的成本就很高。由此，那些扎眼的、识别度高的信息，就容易被受众捕获，引起较多关注。“标题党”就利用这种机理，剑走偏锋，语出惊人，意在提升识别度，引起更多人的围观。于是，越来越多人提高发声的分贝，绞尽脑汁抖机灵，抛出惊人之语，制造轰动效应。热点走马观花般地一个接一个换，搞得大家眼睛很忙，头脑却空空。
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关键是要让人们的思绪尽可能慢下来，让人们心中的理性发挥作用。只有如此，大家才不至于慌不择路般地追逐那些热闹的东西，疲于奔命之后，却把真问题抛之脑后。
解放日报·上观：还有人坦言，自己之所以愿意被流言或者简单评论牵着鼻子走，是太想跟上社会关注点的节奏了。而如果能顺利追上，则可以显得自己特别敏锐、睿智，要克服这种虚荣心也是挺难的。
张涛甫：在今天这个时代，“从众”更易发生。网上注意力的大规模集结，形成交叉感染，容易形成巨大的非理性潮汐。大家都追着热点走，理智经常会失守。一场轰轰烈烈的舆论洪峰过后，留下的是一地鸡毛的真相，却很少有人从中反思，自己的理智为什么总是掉链子。于是，在人们没来得及反思之前，下一波的舆论热点又逼到人们的眼皮底下，大家又忙不迭地赶往下一个热闹的舆论现场。
这种捕风捉影式的围观和评议，不利于真相的真正发现和呈现。很多时候，注意力跑得过快，真相跟不上，远远落在后面，也就真的成了“后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