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世界银行反腐败工作小组成员贝特尔森

实习记者 张静雯 伦敦报道

　　“世界是一所很大的牢狱，里面有许多监房、囚室、地牢，而丹麦是其中最坏的一间。”

　　很多人都对莎士比亚笔下丹麦王子哈姆莱特发出的这句感慨印象深刻，现实中，如今的丹麦却是这个世界最能做到“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的国家之一。在透明国际的清廉指数排名榜上，丹麦常年名列前茅，2012年排名再次高居第一。

　　丹麦政府并未设置专责机关从事反贪腐工作，因为没这个必要。经合组织（OECD）甚至曾因此批评这个成员国的制度容易滋生贪污，而在丹麦人看来，本国已到了无需动用更严苛的监管制度来遏制贪腐的境界。

　　丹麦政府的行政透明度非常高，所有人均可向政府调阅档卷，审视政府施政优劣。丹麦财政部发布年度预算白皮书，全体公民都能清楚地了解所有公共资金的分配和使用情况。政党筹款制度也规定个人向候选人捐款设有明确限额，并要向社会公开。

　　各政府部门的预算都要得到财政部认可，还要送交议会财务委员会批准。直接对议会负责的审计署负责审计各部门的资金使用情况，审计署有权直接获得各政府机构的账号及公司信息实施审计。

　　至于公务消费，以差旅费为例，为了防止公务员损公肥私，丹麦各政府部门、议会、军队均设有专门负责替出差人员通过旅行社订购旅馆和车船票或机票的人员；除首相、副首相、各部大臣、议会主席以外，其他公务人员住房和乘坐车船都是同一标准，如规定飞机只能坐经济舱。

　　如果有外国公司邀请丹麦官员赴该国参观，去没问题，但官员必须自掏腰包，否则就会以贪污论处。

　　完善的财产申报和公示制度也在很大程度上防止了贪腐滋生。政府内阁成员及其配偶均须按年申报股票、财产、往来公司等信息并公开发布，若怀疑申报内容不实，任何人均可向监察机构直接举报。一般公务员则无需申报财产。税务机构完全掌握政治人物和公务人员的财务状况，瞒报财产在这里基本没有可能。

　　更值得一提的是丹麦的调查官制。由议会选出并直接对议会负责的调查官专门听取公民对政府部门工作过失的意见，调查官员舞弊事件，调查官每年会收到约5000桩投诉，在监督政府行政、防止官员腐败、保证社会公正方面发挥着独特作用。

　　“官员贪污腐败现象在丹麦很少发生，调查官如今收到的投诉中也少有涉及此类指控。”延斯·贝特尔森（Jens Berthelsen）在接受本报采访时不无骄傲地说。

　　贝特尔森曾在透明国际和经合组织任职多年，是数个西欧国家的独立顾问、世界银行反腐败工作小组成员和全球咨询网络（Global Advice Network）创建人，他还负责运行一个由欧洲多国政府部门支持的商业反腐败门户网站business-anti-corruption.com。

　　调查官制度的作用

　　《21世纪》：在你看来，丹麦之所以能成为世界上最清廉的国家之一，议会的调查官制度在其中起的作用有多大？

　　贝特尔森：我想举个例子来说明议会调查官在丹麦这个国家所能起到的作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当时的司法部长通知某个政府部门停止接收来自斯里兰卡的难民。这个程序是非法的，当时的调查官对此提出批评，基于调查官的批评，司法部长上了议会特别法庭，也因此被判刑。虽然最终司法部长并未被实施监禁，因为年龄太大的缘故。

　　在丹麦，任何人都可以直接同调查官接触，只要感到执行某个决定的程序是不正确的，就可以向调查官投诉。从丹麦的任何地方乘4个小时火车就可以到达哥本哈根，人们也可以通过写信或电话与调查官联系。

　　与贪腐相关的投诉只是调查官工作的一部分，有太多与贪腐无关的投诉也需要处理。大约有30个律师同调查官一起工作，调查官本身就是律师，整个社会对调查官都很尊重。

　　《21世纪》：丹麦议会当年为何会建立调查官制度？调查官可以从议会得到多大程度的支持？

　　贝特尔森：实际上，丹麦建立现代议会调查官制度的初衷并非专门针对腐败，而是为了让普通人能有可能对政府官员滥用权力进行投诉。举例而言，你有一座自有房屋，地方政府发现新的高速公路需要经过你的房屋所在地，正确的程序是经过公共咨询后你将得到赔偿，但若公共咨询并没有进行或发生其它类似状况，你就可以通知调查官，调查官会通知当地政府来确保公共咨询正常进行。

　　调查官由议会选举产生，在议会的支持下工作，只需对议会负责，但在行使职权时，议会不得干涉。调查官每年需要写出工作报告，报告给议会和地方政府。议会对调查官不满意，可依照法律程序罢免调查官。但自实施该制度以来，还没有调查官被罢免。

　　中国不适合全国性的调查官制度

　　《21世纪》：你觉得丹麦的调查官制度可以被移植到中国吗？

　　贝特尔森：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不同于丹麦的议会制度的，人民代表每隔几年聚在一起开会做出一些重大决定，这种情况同英国议会和斯堪的纳维亚的议会是不同的，不适合一个全国性的调查官制度。

　　但如果换个角度看，我觉得调查官制度在地方层面上还是有一定可行性的。不管这种制度将会有一个怎样的新名字，重要的是错误的行政程序可以在地方层面上直接被纠正。

　　《21世纪》：你对中国近年开展的反腐败工作印象如何？有何建议？

　　贝特尔森：我会说中国反腐败在过去五年里所使用的工具仍然是非常传统的。在欧洲国家，反腐败工作做得越来越多的是预防工作，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培训。要是某家企业能够论证并示范自己新的反腐败举措，政府就会给予奖励。但是在中国，公司是不会因为反腐败而得到政府奖励的。

　　中国的战略是首先在政府内部和党内进行反腐败，但是从丹麦这些国家的经验来看，反腐败也应该致力于私营领域，当然这将需要一个相应的竞争环境。通过政府对公司的反腐败举措给予奖励，公司管理层将致力于在反腐败方面有所作为，这也是丹麦在反腐败领域的成功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