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思践悟十九大】十九大确立的“新思想”具有哪些时代新特征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演进离不开自身所处的时代性这一重要因素，同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必须回答时代演变所提出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时代性问题导向恰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发展的强劲动力。党的十九大正式提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并将其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它具有哪些时代性新特征呢？
新特征之一：“重塑全球化”与“命运共同体”
毫无疑问，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所面临的“新时代”课题就是围绕“全球化”展开的种种问题。习近平同志指出，经济全球化曾经被人们视为阿里巴巴的山洞，现在又被不少人看作潘多拉的盒子。他强调，把困扰世界的问题简单归咎于经济全球化，既不符合事实，也无助于问题解决。他分析道，导致难民问题的原因是战乱、冲突、地区动荡；国际金融危机也不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产物，而是金融资本过度逐利、金融监管严重缺失的结果。然而，当世界经济处于下行期的时候，全球经济“蛋糕”不容易做大，甚至变小了，增长和分配、资本和劳动、效率和公平的矛盾就更加突出，反全球化的呼声也日益高涨。
从理论上考察，日益高涨的反全球化呼声可以分为以下两种观点。其一是“后全球化”的观点，其主要观点认为，全球化正在逼近其自身的限度，全球化的本质是资本的全球化，而资本的本性是无限制地追求利润的最大化，随着生产方式由资本空间向非资本空间扩展，总有一天达到自身的限度。其二是“新全球化”的观点。这一观点认为，西方百年全球化之所以造成民族主义出现，恰恰是一直以狭隘国家主义为目的，掠夺、霸占、独占、转嫁危机为手段，以倡导全球价值和文明为口号掩盖其狭隘民族主义的用心。“新全球化”的最大特征就是以“命运共同体”为目标，而不是以“世界市场”资本主义利己为我的霸权为理念。
目前“重塑全球化”认知已经成为世界上有识之士的共识。约翰·奈斯比特最近的新书题目就是《世界新趋势》，其副标题则是“一带一路重塑全球化新格局“。“重塑全球化”新就新在从传统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到具有社会主义政治内涵的新全球化成为新的世界重塑力量；新就新在以新型投资银行为代表的新经济实体配置；新就新在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非欧美国家主导下建立活跃的文化政治经济共同体；新就新在以“一带一路”为代表的用和平和分享的方式带动社会繁荣以及互相尊重利益和主权的全球合作治理。无论是“后全球化”还是“新全球化”观点，都承认全球化意味着社会交往的跨洲际流动模式在规模上的扩大、在广度上的增加、在速度上的递增，以及影响力的深化，其中包括人类组织的变化或变革。毫无疑义，经济全球化不是人为制造出来的，而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当然，全球化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发展状态是不同的，有时快有时慢，有时顺利有时曲折。
针对新时代的“重塑全球化”使命，中国人的对策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智慧构想和战略创新。习近平2017年1月18日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中指出，人类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持续推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正在孕育成长，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全球命运与共、休戚相关，和平力量的上升远远超过战争因素的增长，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更加强劲。由于高度发展的生产国际化基础上的全面资本渗透，形成了所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和“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相互依存局面。在这种新局面下，人们不得不殚精竭虑设法避免以战争作为解决矛盾的手段，而主要通过协商、对话等和平方式来缓解矛盾，为了获得进一步的经济发展，迫切需要保持一个和平与稳定的国际环境。
当今世界充满不确定性，人们对未来既寄予期待又感到困惑，整个世界都在思考：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习近平提出了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弄清楚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我们从哪里来、现在在哪里、将到哪里去？回答这一基本问题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未来命运，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当今世界，各种矛盾和问题丛生，英国公投退出欧盟和美国退出巴黎协定造成巨大不确定性。众多的人们在不知疲倦地为世界和平与发展而努力，然而旧问题解决的速度似乎赶不上新问题产生的速度。2017年5月14日习近平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主旨演讲中指出，从现实维度看，我们正处在一个挑战频发的世界。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是摆在全人类面前的严峻挑战。他强调，从历史维度看，和平发展的大势日益强劲，变革创新的步伐持续向前，各国之间的联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紧密，世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烈，人类战胜困难的手段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丰富。他明确指出，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是人类文明的宝贵遗产。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历史教导人们无论相隔多远，只要我们勇敢迈出第一步，坚持相向而行，就能走出一条相遇相知、共同发展之路，走向幸福安宁和谐美好的远方。在“丝路精神”的感召下，中国人民正在逐步扎实稳健地走向世界，从无私援建赞坦铁路到中国医疗队战胜埃博拉病毒、亚丁湾清理海盗、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一直到“一带一路”倡议、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人民币国际化等实践，指明了“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仅是一种历史的经验和结论，同时也揭示出它同样是解决世界上人类所面临的全球性难题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演讲中，习近平进一步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关键在行动，明确提出五个“坚持”的行动方案。他指出在国际社会从伙伴关系上，要坚持对话协商，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在安全格局上，要坚持共建共享，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在经济发展上，要坚持合作共赢，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在文明交流上，要坚持交流互鉴，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在生态建设上，要坚持绿色低碳，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
这五个“坚持”的共同特征就是“治理”，而且是国际社会必须共同采纳的“全球治理”行动方案。为了使全球治理取得积极效率，在2016年20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上，习近平号召加强合作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他强调，全球治理格局取决于国际力量对比，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源于国际力量对比变化。我们要坚持以经济发展为中心，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情，不断增强我们在国际上说话办事的实力。我们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主动承担国际责任，但也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是国际社会大家的事，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使关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主张转化为各方共识，形成一致行动。这就已经不是过去那种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所谓“靶向治理”，而是形成为一种具有从变革治理行为到变革治理规则的系统性的“综合治理”。可以预料，这种全球治理是一系列标本兼治的行动方案，对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到生态建设各个领域的纵深变革，必将产生极其深远的社会历史影响。
关于新时代历史使命的新特征，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指出，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要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我们始终要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必须清醒认识，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各国相互联系和依存日益加深，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平衡，和平发展大势不可逆转。我们不能因为现实复杂而放弃梦想，不能因理想遥远而放弃追求。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我们呼吁，坚决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要坚持以对话解决争端、以协商化解分歧，统筹应对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威胁，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处超越文明优越。重申中国决不会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来发展自己，也决不会放弃自己的正当权利，任何人不要幻想让中国吞下损害自身利益的苦果。
新特征之二：“美好生活需要”与“美丽中国”
柯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指出，一个科学共同体的理论“范式”主要由三个层次构成：第一是“基本假设”和“基本概念”层次；第二是解释层次，第三是操作层次。如果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假设”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空框架，那么其“基本概念”则是“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理论建构。因此，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创新的最大特征则是揭示了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
在新时代只有以人民为中心，方能精准把握社会主要矛盾和整个社会发展的关键。当前中国经济社会的现实是，人均GDP超过8000美元，已经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但是发展起来之后的问题并不比没发展起来的时候少，而且当前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以往中国社会主要矛盾，长期被表达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经过三十多年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的存在条件已经发生巨大的变化，一系列新需求新问题不断出现。十九大报告作出重要判断——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从物质文化需要到美好生活需要，这意味着中国人正在由“单向度的人”向全面自由发展的人迈进，这意味着在新时代，中国要全面推进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建设，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的不断增长的需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新特征，新就新在党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新就新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新就新在党要把自身建设好、建设强，确保党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就一定能够引领承载着人民伟大梦想的航船破浪前进，胜利驶向光辉的彼岸。
那么，为什么“美好生活需要”取代“物质文化需要”的提法会成为一种新时代的新特征呢？这里存在理论、思想以及日常生活诸方面的认知因素。
首先是因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中，存在着一种“经济决定论”和“马克思没有伦理学”的误读。英国学者特里·伊格尔顿在《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一书中指出，西方反马克思主义的人把马克思说成是“物质利益决定论”者和“经济决定论”者。同时，所谓“西方马克思主义”还有人批评马克思“没有伦理学”的现象。这两种观点不能说对我国学者没有丝毫影响。对此恩格斯有先见之明，他在1890年9月21日致约瑟夫·布洛赫的信中写道：“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对于所谓“马克思没有伦理学”现象，列宁也曾在《青年团的任务》一文中指出，“资产阶级常常给我们加上一个罪名，说我们共产主义者否定任何道德。”然而，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发现马克思主义著作中有大量关于伦理道德的论述，从而提出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整体性研究”的呼吁。譬如，马克思本人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指出：“国民经济学这门关于财富的科学，同时又是关于克制、穷困和节约的科学。”“国民经济学，尽管它具有世俗的和纵欲的外表，却是真正道德的科学，最最道德的科学。它的基本教条是：自我节制，对生活乃至人的一切需要都加以节制。”“国民经济学不过是以自己的方式表现道德规律。”这方面的理论阐述还有待于我国理论工作者的努力和创新。
其次是因为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政策指导思想中，存在着一种“GDP主义”和“一手硬一手软”的误导。当代中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突出问题主要有创新能力、生态环境、民生短板、治理体系和文明水平等，其中对市场经济同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特性相结合的认知因素是一个巨大的原因。抓经济建设与抓环境保护的“一手硬一手软”的问题依然存在，与人们日常生活休戚相关的雾霾、食品安全、饮用水污染、垃圾处理等问题的解决仍然任重道远。在十九大报告中，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也得到强调，“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的认知已经和正在成为我们几代人的重要共识。坚定不移地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实现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建设美丽中国，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贡献，仍是一个艰巨而持久的历史使命。
最后是因为对人们未来愿景的追求中，存在着一种“商品拜物教”和“理想信念淡化”的误解。我们在批判金钱和市场万能的意识形态的同时，还必须要积极维护理想。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在批判消费主义文化时指出，消费社会中商品的符号象征意义被推向极端，商品的使用价值退到次要地位。人们高消费的热情造成严重的社会心理失衡，出现了炫耀性消费、超前消费。法兰克福学派则尖锐批评“虚假需求”和“消费异化”造就了人性的危机。在广告的世界里，异性的亲睐、社会成功、事业成就与人生的幸福，所有这一切都不必通过诚实、品格和艰辛工作取得。西方有识之士已经提出“要市场经济，不要市场社会”的口号，我们能不能弘扬艰苦朴素、勤俭治家的优良传统，建立健全科学健康的生活方式？这已经是一个关系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决战全面小康社会的迫切课题。
（作者为上海社科院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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