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麦环境大臣：中国需降低城市水泄漏

赵川

　　在人们印象中一定会很难将一个曾经学习神学、当过牧师的年轻人与如今环境大臣的身份联系在一起。

　　年仅34岁的丹麦环境大臣伊达·奥肯(Ida Auken)就实现了由形而上的神学研究到实用主义的环境保护的巨大转变。

　　“对于她而言，这样的转变并不足以为奇，因为她出身于政治家庭。她母亲曾是丹麦议会成员、叔叔曾是原环境大臣。”丹麦绿色国度(State of Green)工作人员安妮·凯瑟琳(Anne Kathrine)对本报记者介绍。

　　或许受到其教育早期神学思想的影响，奥肯选择居住在一个并不奢华的小公寓里，私人时间的交通工具为自行车。

　　当然，奥肯已不再是一名传教士，但她却成为了中欧双方环境领域合作的活跃分子。除担任丹麦环境大臣外，奥肯同时还兼任欧盟环境委员会的轮值主席，致力于推进中国和欧盟在环境领域的合作。

　　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期间，奥肯代表欧盟与中国水利部部长陈雷在郑州签署了《中欧水资源交流平台2012-2015年工作计划》，落实今年3月份水利部与欧盟建立的中欧水资源交流平台(China-Europe Water Platform，简称CEWP)。

　　事实上，早在1996年，中丹双方就签署了“环保合作协定”，启动了两国在环境领域合作。

　　“中国和丹麦在能源方面已保持了长期紧密的合作关系，接下来合作领域将会是水管理和可持续城市建设。”奥肯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

　　据了解，中国政府在“十二五”规划里着重强调了水资源保护对于国家的重要性。9月底，水利部总规划师周学文在郑州举行的黄河论坛上指出，“十二五”规划中，中国政府将在水资源保护方面投资约18000亿人民币。其中，中央政府将出资约8000亿人民币，地方政府将出资约10000亿人民币。

　　“如果丹麦能在其中‘分羹’1%，对于丹麦的经济增长影响巨大。”奥肯表示。

　　水领域是中丹未来合作重点

　　《21世纪》：丹麦在新能源领域和中国合作已久。就环境治理方面，中丹两国会在哪方面加强合作？

　　伊达·奥肯(以下简称奥肯)：我们的确在能源领域与中国保持了长期紧密合作的关系。接下来双方的合作领域将会延展至水管理甚至是可持续城市建设，因为丹麦有一大批在可持续发展城市建设中有所建树的工程师以及丰富的经验技术。

　　当然，其中的重点是水资源的管理与整合，这是丹麦的优势之所在，而且欧洲和丹麦的经验也可以在中国适用，因而可以共同创造有益于中欧可持续发展的对策，丹麦将与中国共同应对清洁水资源的挑战。尤其在为复杂的水利环境提供解决方案方面如整合城市水环境、如何在食品和饮料行业节水及在水资源传输过程中减少水流失等方面有诸多经验。

　　《21世纪》：就水管理而言，你认为中国目前水管理的问题是什么？丹麦有哪些经验可以提供？

　　奥肯：当谈及水，中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非常清楚的是，中国人均所占有的水资源同比低于世界其他国家水平。不仅如此，中国同时还面临着水资源污染严重以及地下水开采过多等问题。

　　如果就可合作的经验来说，有三点可以被提及。第一，丹麦拥有先进的技术，从技术的层面可以准确地测试出地下水的深浅度，这样就能够非常简单的知晓地下水的生态环境。第二，提高水资源传送领域的效率，比如降低城市的水泄漏(water leakage)等。在许多欧洲城市，水资源在传送系统中流失的水量大约在20%-40%。与大部分欧洲城市相比，丹麦在水资源传送领域的效率很高，流失的水量只有不到7%。而目前，中国在传送中流失的水量达到50%。其原因是丹麦有较高的水价(注：约50元/吨，其中包含污水排放和处理费)，这就让更多的水务公司会注重水资源的效率，因此我认为中国可以考虑制定更高的水价。第三点则是关注污水处理领域。

　　另外，丹麦水资源管理将更大程度的涉及农业用水领域，降低和控制水资源被农业生产过程中所带来的营养物以及肥料的污染。这一点其实也是中国应该直视的巨大挑战。

　　《21世纪》：丹麦在治水方面的成功与治水的商业模式分不开。那么，你认为在中国应该采取怎么的商业模式既治理水又创造经济效益？

　　奥肯：最好的商业模式就是政府与企业合作，即公私合营的增长模式。政府领导设置一个目标，然后选择合适的水处理公司进行管理。但是公共部分和私营部分的投资比例应视具体的情况而定，可以采取五五分或是三七分等。当然政府也必须确保目标的施行，这样才会真正调动企业在水领域的积极性，创造新的工作机会以及良好的生活环境。

　　环境执法更重要

　　《21世纪》：最近，中国已经开始修订其施行多年的环境法案，其中谈得很多的就是政府的职责。你认为在环境保护上政府的职责是什么？

　　奥肯：其实环境法对于一个国家的环境保护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但是拥有一部好的环境法是远远不够的，与之相对的环境执法机关的执法和监督其实更重要。当人们违反相关环保法律条例时，如果政府不能严格的依靠法律进行处罚或者罚款，人们根本不可能形成保护环境的意识。第二，政府应加强管理和计划的能力。如在治理大江大河的污染时，政府不应该只是着眼于某一条江或河流域，而应放眼整个水域网络。第三，在环境保护中可能会给贫困居民带来非常大的影响，政府应该通过正确的社会救助途径保障贫困居民的生活。

　　《21世纪》：除此之外，当谈到环境保护，当今社会已经很难让我们去忽视公众的权利。在丹麦，普通民众是怎样参与到环境保护权利和义务的？

　　奥肯：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在丹麦我们规定了高额的水费，这就让人们意识到水资源的珍贵性，人们便开始逐渐减少用水量。为此，许多人在家安装了节约用水的装置系统。这其实是一个能够保证人们积极参与和保护环境的机制。其实，我们也注意到在中国越来越多的人对环境保护开始觉醒。人们会越来越关心发生在身边的重大污染事件，这是一个好的开始，这能促进地方政府意识到法律本身以及执行法律的重要性与迫切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