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麦爱心医生郭慕深：至死不忘中国孤儿

　1947年，郭慕深来中国已有41个年头了，那一年她67岁。在这41年里，她收养培育了三百多名中国孤儿，育婴堂最早收养的孤儿已结婚生子，成家立业的孤儿抱着自己的孩子来育婴堂认奶奶。

　　在庆祝自己来华40年的盛大宴会上，一生未婚的郭慕深慈爱地看着绕膝的满堂儿孙，望着远处秀美的鸭绿江畔，感觉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她确信自己一生都不会离开这些可爱的孩子们，她将终老于此，她开创的慈善事业将后继有人，她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她在中国的日子已屈指可数了。

　　政府工作组进驻育婴堂

　　1947年仲夏，安东地区获得解放，安东市组建了安东市人民政府，育婴堂的归属问题提到工作日程上来。安东市政府民政局的马国兰科长带着王德全、张野天两位民政局干部专程到育婴堂拜访了郭慕深，对郭慕深几十年来对三百多名孤儿的照顾表示感谢和钦佩，并表示政府有能力照顾、教育孤儿们。

　　自己几乎耗尽毕生心血奠定的基业、这么一大家子人又令自己如何割舍?郭慕深这样问马科长：“你们要接管育婴堂，是我对孩子不好吗?是我对中国人不好吗?是我对八路军不好吗?我是这些孩子的母亲，母亲怎么可能离开自己的孩子呢?”

　　马科长耐心解释说，人民政府知道郭慕深女士这些年对孤儿的关照，感谢郭慕深几十年来为中国人民所作的贡献，但现在不是旧社会，新社会人民当家做主，人民政府有责任也有能力解决育婴堂的开支问题，不需要靠国外捐款维持育婴堂几百口人一年的人吃马喂。“我们人民政府依靠人民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请您相信我们，政府会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您收养的中国孤儿谋幸福!”

　　马科长说得很恳切，但郭慕深还是想不通，为什么就不能让她把育婴堂的事业做到底?她的存在真的是一种“妨碍”吗?民政局的三位干部这样劝导郭慕深：“您快70岁了，身体又不好，人不服老不行，您应该退下来了，您的事业是可以放心地托付给人民政府的。这样，您可以好好养老，安心度过自己的后半生。”

　　马科长还说了一件郭慕深平时没太留意的事，“您要是想留下来也是可以的，但您至今也没有加入中国国籍，而大孤山的聂乐信，虽然跟您一样是丹麦人，但她已经加入了中国国籍。您想想，您收养孤儿的目的是为了他们长大成人，那么，是由您来培养还是让人民政府来培养，目的不都是一致的吗，这有什么区别呢?”

　　郭慕深顺着马科长的话思考，觉得也不无道理，心头的火气也消了下来，但她提出了一个妥协条件：“你们想领走孩子也行，不过我有个要求，愿意跟你们走的孩子自便，愿意与我在一起的孩子，希望你们让这些孩子依然留在我身边。”马科长想了想，同意了郭慕深的请求。

　　目睹投票洋妈妈老泪纵横

　　不久，安东市政府向育婴堂派出工作组，马科长带人深入孤儿群体中宣传党的政策，在孤儿中大力发展思想要求进步的骨干力量，并准备择日在育婴堂中院东楼大礼堂召开孤儿表决心大会，让孤儿们举手表决是愿意继续留在郭慕深的育婴堂，还是去由政府开办的孤儿院。

　　育婴堂的孤儿们虽然感情上依旧惦念拉扯自己长大的郭慕深，但在马科长等民政局干部的说服下，觉得为自己的前途做长远考虑，去孤儿院上学念书，受良好的教育，将来还有可能上大学、当干部、找工作不愁，这种来自国家的召唤充满温情也难以回绝，就随大溜与其他人一道去了大礼堂。郭慕深意识到这种局面早晚会发生，面对即将到来的结果，她无能为力。

　　大礼堂内举手表决的孤儿不单有育婴堂的196名孤儿，还有来自原慈善会的一百多名孤儿，加在一起有三百多人，郭慕深被邀请到现场看表决结果。

　　马科长先发表讲话，希望孤儿们能认清形势、坚定立场，为自己选择一个光明的未来，然后宣布表决开始，“同学们，现在开始表态了，同意到孤儿院的请举手!”

　　马科长话音刚落，原慈善会的一百多名孤儿就齐刷刷地举手赞同，育婴堂里的积极分子也纷纷附和。但看到台上枯坐的孤零零的郭慕深，不少育婴堂孤儿犹豫不决，就这样离开自己的郭妈妈，于心何忍?只是这犹豫没挺多久。最后，所有的育婴堂孤儿都与慈善会孤儿一道，举手赞同去孤儿院，脱离育婴堂。

　　这一刻，台上的郭慕深顿感天旋地转，仿佛世界末日降临。她脸色发紫、浑身打战，从椅子上一下子滑倒在地板上，老泪纵横，昏厥过去。

　　眼见郭慕深的精神几近崩溃，两名育婴堂孤儿魏德生与于宝珠当即冲上前台，将郭慕深搀下。随后，郭慕深被送进医院，她的糖尿病再度复发，而且病情不轻，昏迷、休克、尿血……经紧急抢救，才脱离危险。

　　心知大势难挽，出院后不久，郭慕深就在政府下发的育婴堂接管通令书上签了字。但涉及孤儿隐私的育婴堂孩子备忘录，郭慕深却没有上交，为保护孤儿安全起见，郭慕深将这本备忘录一把火付之一炬。

　　郭慕深回国数百人真情送别

　　离别的日子终于临近了。在1950年12月一个寒风刺骨、漫天飞雪的早晨，一道由数百人组成的人流由安东育婴堂出发，缓步走向站前火车站。人人面色黯然，眼中含泪，风雪中每一步的迈出似乎都在与最难割舍的人间真情作别。

　　在离开丹东的那个寒冷早晨，几乎一夜未眠的郭慕深早早起床，顶着寒风一人摸黑走到育婴堂中院的老杨树下。这棵老杨树是当年她为改善霍乱病患者的居住环境从外地移植过来的，至今已有近40年的历史了。在丹东生活了44年，而今已70高龄的郭慕深剥下一小段老树皮，颤巍巍的双手捧起杨树底部的泥土，小心翼翼地装进自己的口袋里。她对着老杨树喃喃自语，仿佛在与一位相识多年的老友告别。

　　告别老杨树，郭慕深又来到哺婴室，东瞅瞅、西望望，摸摸这、摸摸那，似乎这里的每一处都留有自己生命的记忆。当她最早带出的两名孤儿郭爱德与张美玲找到她时，发现这位古稀老人满面泪水。“我真不想离开你们，但我一点办法也没有。如果我不回国，就得到内地的偏远山区去，但不跟你们在一起，我的生活还有什么意义?”说到伤心处，三人抱头痛哭、哽咽连声。

　　由于朝鲜战争，育婴堂的大部分孩子已被疏散到凤城山沟，这些孩子们最后也没能见他们的“郭妈妈”一面。陪伴郭慕深走向火车站的是她最初抚养的几个大孩子，他们多已成家立业，成为社会的有用之才。

　　在长长的送行队伍里，有安东地区工商界的名角贤达、有当地医学界的权威人士、有育婴堂的孤儿保姆工人、有经郭慕深之手救治痊愈的普通百姓们。一些人听到郭慕深回国的消息后，匆匆从外地赶来，就是为了向这位令人敬重的丹麦老人道个别，说声谢谢。人们争相跟她握手，跟她拥抱，一开始彼此还能说几句客套的临别祝福，但说着说着，语调里就有了叹息，带出了哭声……

　　郭慕深回国时没带什么行李，因为她根本就没想离开中国，她几乎把自己的一切都留在了这块她深深爱恋的土地。她来中国44年，养育了几百名中国孤儿，连父母留给她的遗产都全部变卖折现为育婴堂建了新楼。她不知多少次对朋友说，丹东元宝山是她百年后的埋骨之所，但现实的突变却令她的设想与期待成为泡影。

　　临行前，她将自己所有的东西都分给了自己养育的孤儿，她还将多年积累的账本交给几名自己带大的孤儿，人手一册。在这账本里，清楚地记录下经她手使用的每一笔捐款，她想告诉孩子们，在这几十年里，育婴堂收过来自国内外成千上万的金钱，她全部用在了孤儿们的抚养教育上，从未私自挪用一分钱。这些记录历史的珍贵账本后来基本遗失，甚至被人为销毁了，只有育婴堂孤儿刘金银老人手中幸存一册。

　　在送行的路上，人们与郭慕深有说不完的话，道不完的情，为了让大家能与自己多待一会，郭慕深还特意包了一节专用车厢。这样，在从安东站前车站到沙河镇火车站的5公里路程里，她还能与自己的朋友、孩子们多说一会儿话，多看大家一眼。

　　火车司机也善解人意，他尽量把车开得慢一点，跑完这短短5公里的路程，司机竟比平素多用了一倍的时间。但送君千里终有一别，沙河镇火车站到了，送行的人们必须下车了，人们追着火车边哭边喊：“郭医生，祝您一路平安!”、“您一定要保重身体啊!”、“您一定要回来看我们啊!”

　　当火车喷着白烟远离车站的一刻，当送行的人群在郭慕深的泪眼中渐渐模糊时，泪如泉涌的郭慕深站在车厢门口，拼命摆着手用尽所有的气力喊道：“我的孩子们，我的朋友们，别哭了!等不打仗了，战乱结束了，和平了，我一定会回来的，我不会离开你们的!”

　　思归心切郭慕深精神分裂

　　郭慕深回国后，不断给自己在丹东的孩子们写信，但因种种原因，这些来信有如石沉大海均无回复。为了养育几百名中国孤儿，郭慕深一生未婚没有子女，在中国期间，来华工作的丹麦医生安乐克曾向她求婚被婉拒。 郭慕深对安乐克说，如果自己结婚有了子女，就无法投入全部精力照顾这些中国孤儿了，在她心里，那些自己看着长大，和她朝夕相处患难与共的中国孤儿与其亲生骨肉无异。而今，却不得不与这些与自己生活了几十年的孩子痛别，郭慕深的精神世界瞬间坍塌了。

　　1950年冬天回到故国丹麦，郭慕深对中国孤儿的思念与日俱增，到她去世的1960年的十年间，郭慕深先后三次递交申请，恳求去中国探望自己的儿女，但因当时复杂的国际环境和动荡局势，郭慕深的申请未获通过，她的“回归梦”无情破碎了。

　　不久，备受心理折磨与沉重打击的郭慕深精神错乱，被诊断患了精神分裂症。丹麦政府特意把郭慕深送进哥本哈根一流的大医院医治，派最有经验的医生抢救治疗，给予特级护理。生病期间，神思恍惚的郭慕深张口闭口念叨的全是她养育的中国孤儿。到最后，她开始幻听幻视，经常把周围人当做自己在中国的故旧，把别人的子女当做自己在丹东收养的孩子。

　　郭慕深临终那天，孤独无助的她望着病房的天花板，口中轻轻呼唤着中国孤儿的名字，慢慢闭上了双眼、停止了呼吸，一缕长长的泪痕挂在她清瘦衰老的面颊……

　　□张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