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日，由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主办的《新闻与传播学国际理论前沿》发布会在上海社科院举行。作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国际理论前沿丛书》系列发布活动的首场，该场发布会吸引了很多人的关注。对于“10万+”，新闻界应当持有怎样的态度？传统媒体的互联网转型路在何方？新闻有学还是无学？如何理解新闻传播对治国理政的重要作用？这些当下的热点话题也引起了与会者的热议。
《新闻与传播学国际理论前沿》主编、上海社科院新闻研究所所长强荧指出，新闻与传播学作为国家具有支撑性作用的学科之一，其研究有自身的特色和特点。首先要特别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对于新闻与传播研究的指导，这在当下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也有特别的现实针对性。社会转型与技术发展提供了新素材和新思路，为新闻事业提供了强大动力和发展空间，同时也带来了急需解决的传媒新问题。社会转型给新闻传播发展提供了很大的空间，但也为各种各样思潮提供了土壤，要警惕舆论系统风险和经济下行压力风险交织在一起，因此，强调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作为“定盘星”的重要作用，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未来，应从三个方面构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下的我国新闻与传播理论研究：一是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和研究导向，关注中国经验、中国问题。二是坚持理论创新的自觉和自信，推动建设以互联网传播为核心的新型理论研究体系。三是遵循新闻传播规律和新兴媒体发展规律，构建具有中国风范、中国特色的新闻观传播观。
解放日报党委副书记周智强认为，这份研究成果的价值主要体现它的前沿性上，该成果对于当前新闻传播领域里前沿性的重大问题，都提出了新的见解、新的思考和新的研究成果。这对于新媒体时代新闻学、新闻实践、传播学、传播实践怎样创新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有时人们会觉得理论比较抽象，好像离实践远了一点，看似是无用的，然而，一旦理论贴近实践，一旦理论与实践结合，它的有用性就体现出来了。同样，研究机构对重大的理论问题、对前沿性的理论问题进行深入和超前研究，有的时候看上去似乎是无用之用，但是，当前无用，未来可能会有用，在传统领域无用，在前沿领域、创新领域里面可能会有用，这也是为什么在当下的新闻发展中特别需要理论、需要智库的原因。将来，应把这些新闻理论创新成果更好地融入到新闻实践中，推动我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和创新。比如，对传统媒体转型有一些重大的理论指导，甚至可以参与到媒体融合的产品设计创新过程当中，对于具体的媒体创新、媒体融合产品的形态提出建议等。
文汇报总编辑郑逸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党的意识形态和新闻宣传工作，并指出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是党的一项重要工作，是治国理政、定国安邦的大事。总书记把新闻学学科提升到治国理政、定国安邦的大事这样一个高度，值得我们好好思考、学习贯彻落实。一直以来，新闻界非常崇尚实际操作能力。比如，关心学生毕业后能不能有实际的操作能力？考验的更多的是实践。但是，现在新闻被提高到成为与治国理政、定国安邦有关的一门学科，对此，我们的新闻研究者准备好了吗？之前新闻学科中更多的学理来自于实践的解释，更多的学理来自于西方新闻的观点，等等。在今天来看，如何回归到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立场、观点、方法来推动新闻学科发展，用理论指导我们的实践，是非常重要的。把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作为我们研究的出发点和纵轴的主干线或核心，是非常重要的。
在中国如何界定新闻创新？
上海社科院新闻研究所副研究员白红义认为，可以把新闻创新理解为当前新闻变迁的一个窗口。新闻创新是现代国际新闻学界，包括业界非常关注的话题。美国《纽约时报》曾经发布过两次内部创新报告，引起了很大轰动，现在也引起了学界的关注。从国内来看，在新闻传播领域，融合、平台、数据、算法等新概念层出不穷，媒体创新实践也层出不穷。对于新闻创新的研究可以分成两个大的阶段，早期主要是为了应对互联网新兴媒介对传统新闻的挑战，所以，新闻创新主要是应对技术变迁提出来的问题；现在尤其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新闻创新更多的是作为解决新闻业危机的一种方式。在中国语境下讨论新闻创新意义，有必要研究基于西方媒体发展现实做出的归纳，这是因为，西方新闻业发展比我们早，他们走过的路、碰到的问题也具有一定共性，从这个角度来说，看他们做的事情，对我们是有帮助的。但是，在中国语境下讨论新闻创新，也有很多新问题值得关注。比如，在中国如何界定新闻创新？新闻创新标准是什么？创新的动力来自哪里，是国家还是资本？怎么样的组织文化更加适合新闻创新？新闻创新对于中国新闻业的意义是什么？
《新闻记者》主编刘鹏提出，创新本身就是从对危机的应对中来的，理论研究上危机话语和创新话语通常是交织在一起的，也是在互相博弈和互相变更当中的。但是，从对业界观察来看，危机话语和创新话语的使用主体并不一样。在我国，传统媒体更习惯于用危机、用转型的概念和说法，新媒体的工作者更愿意用创新的说法。在不同主体的使用当中也有不同的语境，甚至有不同的后果。传统媒体通常带着一种比较沉重的悲观的情绪，新媒体虽然创新活力十足，但是对于历史、文化的传统继承不足，某种程度上，也带来了规则的混乱，并由此出现了新媒体的乱象。他认为，在我国新闻实践中，与其说是创新，其实很多方面更多是一种颠覆，比如，新闻是什么？记者是什么？这些基础性的概念已经被颠覆了，更不要说构建于这些基础概念之上的新闻组织、新闻生产流程、新闻传统伦理、规范的变化会有多大。在这样的环境下，也有无穷多新的话题、新的论题、新的研究值得我们思考，值得我们进一步加以观察。在这样一个充满创新活力但也略带浮躁的背景下，更需要安静的反省式的理论思考，比如，对“10万+”新闻界应当持有怎样的态度等。
据悉，《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国际理论前沿丛书》系列发布活动历时一周，除了《新闻与传播学国际理论前沿》之外，还将面向公众发布《科学技术哲学国际理论前沿》、《生态经济学国际理论前沿》、《政治经济学国际理论前沿》等7个学科领域有重大学术贡献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可为观察、分析当前上海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等提供新角度，为借鉴吸收有益国际经验解决中国面临的现实问题提供参考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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