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外交政策》双月刊网站10月6日发表马克斯·布特的文章《为全球化欢呼喝彩》称，今天人们面临的首要威胁就是全球化可能再次出现逆转，作为全球化首要捍卫者的美国可能成为全球化的障碍。
文章称，去年竞选期间，唐纳德·特朗普在推特上发文说，大选就是在“美国本土化”与希拉里·克林顿的“堕落的全球化”之间作出选择。现在该有人站出来为“全球化”辩护了。
文章称，诚然，几百年来，全球化常常是在刀尖枪口下实现的：诸如蒙古帝国、奥斯曼帝国、西班牙帝国、大英帝国和法兰西帝国都是凭借扩大自身帝国统治把不同民族和文化紧密联系到一起的。但是，19世纪以来，全球化的主导方式变成了自由贸易和自由迁徙——物资和人员的自愿流动。
文章称，1914年之前，当时数以百万计的人从旧世界迁移到新世界，物资和投资在全球流动，出现了一轮全球化热潮。结果就是西方世界的普通民众享受了生活方式的巨大改善。这也是当今很多美国人——包括唐纳德·特朗普和史蒂夫·班农——的祖先抵达美国海岸的时代。特朗普家族来自德国，班农家族来自爱尔兰。那时，穿越边境如此容易，不需要护照、签证或背景审查。如果那时候的边境也像今天这样严格监管，也就不会有今天的美国。
战争锐减财富大增
文章称，第一次世界大战、然后是孤立主义、保护主义以及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非自由主义摧毁了19世纪末的黄金时代，迎来了充满令人难以想象的恐怖现象的世界。在经历了1亿多人丧生（两次世界大战导致的死亡人数）之后，全球化的新时代才从废墟中诞生。美国带头推动了全球化诞生，成立了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的前身）这样的机构，以减少贸易壁垒；成立了联合国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这类机构，以维护集体和平。
在美国的鼓舞下，欧洲人决定改革，予以合作而不是对抗，他们相继成立了欧洲煤钢共同体、欧洲经济共同体、1993年成立了欧盟。亚洲主要国家，如日本、韩国和中国，较为小心翼翼地守护主权，也融入了世界经济。
文章称，这些趋势带来的结果就是战争前所未有地减少，财富大大增加。哈佛大学的史蒂文·平克与美利坚大学的乔舒亚·戈德斯坦在报告中指出：1950年至2011年间，全球战争死亡率已从每10万人中22人死亡降至0.3人死亡，随后因叙利亚内战、“伊斯兰国”组织不断扩大及其他冲突，2014年又升至每10万人中1.4人死亡。但是，即使是升高后的战争死亡率也仍然大大低于1945年之前的血腥历史内所承受的死亡率。1945年之后的时代，在国际法的制约下，侵略战争受到抑制。
昔日捍卫者或成障碍
文章称，全球化可能存在消极的副作用。它有可能被恐怖分子和犯罪分子利用，可能扰乱传统社会，不论是非洲的村落还是阿巴拉契亚的工业化城镇。制订社会福利和教育计划，减轻这些变化对可能被淘汰的工人的影响，这是合理的措施。
但是，全球化并非如特朗普们以为的那样，是摧毁主权的恶毒阴谋。伦敦大学教授奥尔·罗森博伊姆指出：“全球化一直允许民族主义和国家主权占有一席之地，同时提倡人类的某些需求和实践应跨越国境。”跨国问题包括促进贸易以及与侵犯人权、疾病、贫困、恐怖主义和犯罪团伙作斗争。目前这些领域的国际合作超过了以往，这并非如特朗普以为的，是针对美国的阴谋，相反它恰恰是美国设计的增加其自身及其盟友和贸易伙伴财富的谋略。
文章称，虽然全球化近期可能有破坏作用且难以应对——它毁掉了部分岗位但又创造了其他岗位，但是它的长期影响大有裨益。今天人们面临的首要威胁就是全球化可能再次出现逆转，如同1914年那样，因为在特朗普执政之下，多年来一直作为全球化首要捍卫者的美国可能成为全球化的障碍，而不是作为跨国贸易与合作的促进力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