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8月末的一天，我乘坐的SAS航班经过12个小时的飞行稳稳地降落在了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国际机场。我是大连理工大学公派，受丹麦国际发展局(DANIDA)资助来丹麦技术大学进修的。同机来的还有华中理工大学的老黄，他要到一家化学研究所进修，也是受DANIDA资助的。
 
哥本哈根国际机场别具风格的建筑，清洁明亮的木质地板，舒适得体的设施，加上彬彬有礼的服务人员，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前来接我们的是位丹麦小伙子。他把我和老黄接到DANIDA学员公寓（DFC），交待些注意事项，又给我们发了生活费后才离去。
DANIDA学员公寓是一幢灰色的圈楼，位于诺尔博格街。楼看上去挺破旧,但内中居室条件还算可以。每个房间都是一个独立的单元，有厕所，能洗淋浴。从我房间的窗往外看去，一圈都是学员居室，中间有块类似于天井的地方排满了自行车。老黄被安排在我的隔壁，我们俩像小孩子，一会儿到他房间看看，一会儿到我房间瞧瞧，摸摸这儿，碰碰那儿，乐此不疲。这时已是下午三点多了，虽然刚经历了长途旅行，但是毫无倦意，于是我建议说：走，老黄，咱出去逛逛！
 
诺尔博格街并非哥本哈根最繁华的街道，但是街两旁仍排满了店铺,商家云集。从街区外表上看，虽貌似破旧点儿，但不失欧洲典雅古朴之风。两边的小巷里住满了人家，多为两三层高的楼房。有的巷道的墙壁上喷满了字和卡通画，有的粗疏无比，有的竟也非常的专业，可能是落魄的街头艺术家的作品。虽然才是八月底，然而丹麦的天气已颇像中国北方的深秋，早晚凉，天也短了许多，凉风刮起来打着旋，将街上的废纸和灰土扬起很高。不到五点钟，天色已经发暗，你会感到太阳就在眉梢间滑落而不是在你的头顶高悬——高纬度使丹麦这个斯堪地纳维亚小国格外的缺少日照，惜光如金。
 
沿诺尔博格街往东南不远是条海河。过了河到南岸，那才是哥本哈根最繁华的地儿，著名的走街就在那里。不过我和老黄没走那么远，只是在住处附近转了转，看天色不早了，一人买了一盒鸡蛋一绺葱就回来了。
到达哥本哈根的当晚我做了大米饭紫菜蛋花汤。
接下来的两天是周末。周一要见我的导师保罗·彼徳森博士，所以周六老早起来，翻出影印的彼徳森博士的论文仔细地推敲，以便能琢磨出一两个问题来，见面时也好请教。问题越深越好，说明我脑子好使，说明对这一研究有独到见解，说明咱有点玩意儿。平时我并没有早起的习惯，可能时差把我给弄晕了，就黑白颠倒地过起来。老黄在隔壁也起来了，我能听见他冲厕所的声音。我本想叫他过来聊聊，可是天尚早，离天亮还有两三个时辰呢，所以我就翻阅那些资料，推导繁复的偏微分方程。偶尔看一眼漆黑的窗外，盼着早点天亮，可是越盼天亮，越觉得时间过得慢。
等天大亮了，走廊里已经有人起来走动的声音了，我便敲隔壁老黄的墙：起来了吗？老黄应声说起来了，我走过去问睡得怎么样，他说它妈的没睡好。我呢还行，一个脑子，想的少，容易随遇而安。估摸国内还没下班①，我俩就用买东西找回的钢镚给家人打了电话，又各自修书一封，报个平安。出门在外，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个了，大凡能够都要尽快和家里联系，别让家人惦记。
自到哥本哈根我俩就没怎么适闲儿，现在才有工夫坐下来聊聊。老黄是个化学家，比我年长，很有学问，人也很稳重温和。其实我们在北京时就认识了。那是在临行的前一天他在教委出国人员招待所登记住宿，服务员问他到哪国去，他说到丹麦，叫我听见了，于是我赶紧告诉他说我也去丹麦，是同路，就这样认识的。老黄说他想儿子了。他说他儿子九岁了，非常懂事儿，是武汉市三好学生，要不是为了出国进修，才舍不得离开家呢。正当我和老黄闲聊的时候，有人敲门。来人是从哈尔滨来的王先生，两个月前到的，在哥本哈根丹麦血清研究所进修。哎呀，你说那个时候在异国它乡遇到东北老乡，多亲切呀。王先生向我们介绍了许多DFC的情况，通过他还认识了更多的住哥本哈根中国留学生。中国人多了，日子就不寂寞了。我们中国人喜欢扎堆，喜欢鼓捣吃的爆炒辣椒把别人呛得直打喷嚏，喜欢呼噜呼噜地喝汤，喜欢高声说话大声喊叫……，总而言之，我们中国人喜欢热闹。
一个月后，位于哈沃斯威路22号的新公寓竣工，我们便都搬了过去。新楼的条件非常好，设施齐全，很舒适。这期间我和老黄每早轧伴去北埠车站，他往西去化学研究所，我往北去伦比丹麦技术大学。DFC总管玛利亚和办公室负责人蒂娜每周末都给学员们安排活动，加上诸多同胞学者，所以在哥本哈根的生活显得很丰富多彩。
注释
①92年国内尚未实施五天工作制，家庭电话也不普及，若有事儿，赶在下班前往单位打。1995年5月国内开始实施五天工作制。现在电话也很普及了。
原文出处：http://blog.sina.com.cn/s/blog_5 ... type=v5_one&label=rela_prev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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