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丹麦心脑血管疾病和肿瘤是威胁人们健康的主要疾患。因此，在丹麦等待着做器官移植手术的病人也很多。在丹麦人体器官的买卖是非法的。被移植的器官一是来源于亲属间的自愿捐献，另一个来源是社会志愿者的主动捐献。后者是被移植的器官的主要来源。
在丹麦，器官移植工作是全国联网的。由国家器官移植中心领头。在各个医院，由重症病房的主任医生负责。神经内科的主任医生负责宣布病人进入脑死亡。相关的外科主任医生做具体的器官移植手术。需要接受该手术的病人由国家器官移植中心安排名单。器官的捐献者和接受人之间相互不认识。而且，他们之间的资料也是互相保密的。
昨天，我在医院内科里值主任班。因为，那是24个小时的班，我的家离单位相距120多公里。我无法在30分钟内赶到医院。所以，每次值班时我都住在单位。
与国内的大多数医院一样，丹麦的神经内科也是大内科的一个分支。只有在大学医院里，神经内，外科与神经放射科共同组成神经中心。由于，对手术技术要求得很高;另外，病人又不多。所以，丹麦的神经外科都在大学医院里。
昨天下午，我们内科受治了一名24岁的女患者。她是因为剧烈的头痛来就医。在看病时，病人出现了深度昏迷。接到二线医生的电话后，我赶到了病房。在给病人气管插管，维持其生命指征后，我们给病人做了急诊的颅脑CT。结果是弥漫性的蛛网膜下腔出血。在让护士通知病人家属的同时，我和大学医院的神经外科的值班主任在网上讨论了病情和治疗方案。最后，我们都认为该患者已无积极的治疗的适应征了，可以进入器官捐献程序。
在我们繄院重症病房的谈话室里，护工送来了毛巾，咖啡和点心。我打开了电脑，指着CT片子，我向病人的父母和家属们谈了患者的病情和治疗的方案。当他们听到病人没有希望时，全家人都哭了。是啊，谁能想到一个如花的女孩，几个小时之前还好好的。现在，就将要与家人永别了!
我接下来的任务更艰难。我要与他们讨论患者的器官捐献的事。做为一个普通的人，我知道现在不是说这种话的时候。但是，做为一名医生，我必须马上与他们谈话。这就是医生工作的残酷性。我停了一会儿，喝了一杯咖啡。我向他们提出了病人器官捐献的可能性的问题。他们抽泣着，小声地讨论着。不久，患者的爸爸含着泪说:"可以。。。。。。"我几乎是逃着，快步走出了谈话室。
晚上，我躺在值班床上久久地无法入睡。我被这家患者家属的义举所深深地打动。我知道在我们中国国内器官移植的艰难。不仅仅是那高额的手术费佣，就能拖垮一个家;而且，找一个可供移植的器官，就能使病家手足无措。我懂得中西方之间有着文化，道德的差距。我知道，一个成功的器官移植手术，不光可挽救病人的生命，还可以给一个家庭带来新的欢笑。。。。。。怎样才能更好地解决国内器官移植的难题?国内的同行们你们有什麽好想法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