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晓
2008年1月，我作为北京大学与哥本哈根大学交流项目成员，去往丹麦哥本哈根大学留学，在学校安排的寄宿家庭里度过了为期半年的东西方文化碰撞融合的“同居岁月”。
我当时寄宿在哥本哈根的拉尔森太太家。拉尔森太太看上去50多岁，在当地一家公司当秘书。她有一个与我同岁的女儿，在哥本哈根大学念兽医专业。
我称拉尔森太太为“host mum”（寄宿妈妈），后来我和同学开玩笑用中文音译成“后妈”。不过，此“后妈”非彼“后妈”，善良的丹麦人被称作世界上最友好的民族，“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是这个北欧高福利国家的真实写照。
“后妈”的女儿桑德拉，和大多数丹麦年轻人一样，在18岁后就搬出了家，开始自己打工赚钱租房住。虽然同在哥本哈根，但母女俩每月只见面一两次。“后妈”和桑德拉的父亲曾在一起8年，但从未结婚。现在每年桑德拉过生日时，他们才会见上一面。让我惊奇的是，“后妈”的父亲70多岁了还和他的女朋友生活在一起。
“未婚同居”是丹麦人的婚恋常态，一对未婚男女共同养育两三个孩子也是常事。丹麦移民局的年鉴数据显示，越来越少的丹麦年轻人愿意结婚。2010年，仅34%的丹麦年满30岁的公民结婚了，平均结婚年龄为男人35岁，女人32.4岁。但是，丹麦仍是欧洲生育率最高的国家之一，丹麦妇女平均生育1.85个孩子。
“后妈”的闺蜜夏洛特告诉我，很多丹麦人觉得，一旦结婚就涉及到法律上的关系，在财产和子女等问题上会产生麻烦与纠葛。由于法律也保护同居者的利益，所以不少人为了避免婚姻关系带来的纠纷，就选择不结婚。
后来，我进一步了解到未婚同居在丹麦有着深远的政治经济文化基础。首先，作为世界上男女平等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丹麦很少有性别歧视。丹麦女性拥有与男性平等的地位，又普遍接受过免费的高水平教育，她们在婚恋关系上有绝对的自主权，她们觉得“结婚生子”并非义务，也没有“房子车子”的牵绊。
其次，丹麦是世界上第一个承认同性婚姻关系的国家。一位丹麦朋友告诉我，同性恋者比较倾向于同居而非婚姻关系，这与丹麦同性恋婚姻法中对财产和子女的规定有关。再者，丹麦完善的高福利社会制度使得公民不用依赖伴侣或子女便可安享晚年，有任何问题均可求助社区或政府。最后，非婚生子女无论在丹麦法律上还是生活中都不会受到歧视，他们享有与婚生子女同样的待遇。
尽管在两性问题上十分自由开放，但丹麦人的家庭观念依旧十分浓厚，丹麦男人更是顾家、有责任感的新好男人代表。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我经常在街上和公园里看见衣着入时、身材高挑如模特的丹麦型男，戴着墨镜推着婴儿车，陪自己的宝宝晒太阳。这种情景让人觉得很幸福。
丹麦民众的幸福感与政府的高福利政策密不可分。即使个人收入的40%必须作为税收上缴，“后妈”也从未向我抱怨过，而是一直细数免费医疗、免费教育以及超长公休假的好处，言语中透露着对丹麦制度的自豪。丹麦的年轻人尤其幸福：他们从幼儿园到大学的所有教育都是免费的；在上大学之前他们基本上每天上午10点上学下午2点放学；如果选择上大学，政府会给学生分配房子并每月发放高额补贴；日常学习之外学生们大多有兼职工作，薪资足够支付自己的日常生活费用。
当然，丹麦近年来也遭遇了严峻的挑战，移民问题便是其中之一。近半个世纪以来，由土耳其等伊斯兰国家涌入丹麦的移民数目众多，到目前已发展到第三代第四代。由于宗教语言和经济状况等原因，移民大多未能融入丹麦社会，而是保留了自己的文化社区，这与丹麦本土文化格格不入，他们也很难找到体面的工作。2008年，哥本哈根就发生了大规模土耳其移民游行，移民们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并焚烧垃圾桶、汽车等以示抗议，这与近日的伦敦暴乱不无相似。
我感觉，丹麦人对于移民尤其是拒绝融入丹麦文化的移民有一种恐惧。丹麦是一个依靠高税收政策维持的高福利国家，普通纳税人对于被无业移民分享福利感觉不公。而且，丹麦人担心在强大的移民冲击下其特有的文化以及语言（丹麦语）会受到威胁而不复存在。在全球文化深入交流和不断融合的大趋势下，如何保持本国特色和文化传统，是目前丹麦学者探索的要题。 |
